■ 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已进入资本输出加快发展阶段，企业和居民不断增长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催生了进一步放开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的需求。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符合加强和规范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需要，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和减轻货币升值压力，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 利率、汇率市场化是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应先于或快于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下一步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应该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协同开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有节奏地推进。其核心内容，一是基本开放直接投资;二是逐步扩大证券投资开放，以长期和对外投资为主，机构和个人同步并行。
■ 为规避风险，未来有必要形成资本和金融账户基本开放的制度保障和干预能力保障。就前者来说，一是应从谨慎原则出发，合理设计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资本流出的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审慎放开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入的限制;二是应有机协调好资本管制和汇兑管制。汇兑管制的放松可在前且步伐可以大些，资本管制步伐可慢些，更谨慎些;三是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过程中，尤其应关注银行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为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活动基本都通过银行来展开。干预能力保障即是政府应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同时安排好合理的资产结构和期限结构，以有效应对市场可能发生的动荡。
实现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其具体内容包括放开资本流动管制和人民币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可兑换。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确认了这一改革开放目标。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从市场需求和国家战略的角度看，有必要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针对性地实施突破，但战略上仍应较为审慎。
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
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
针对当前是否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存在不同看法。我认为，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必然要求。
首先，当前我国已进入资本输出加快发展阶段，企业和居民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表明，一国对外贸易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并在国际市场居一席之地之后，势必会带来资本输出的发展。因为企业和投资者产生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有效规避风险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A股市场的震荡起伏，公募基金整体赚钱效应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将目光锁定在海外市场上，2012年投资于海外市场的QDII型基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2012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8.3%的情况下，中国境内投资者的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却同比增长28.6%。随着国内居民财富的增长，个人对外投资包括设立企业、收购兼并、投资房产和金融资产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不断增长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催生了进一步放开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的需求。
其次，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加强和规范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需要。国际经济学有个观点，即经常账户一旦实现可兑换，资本账户管制就有可能形同虚设，资本管制的效力就会逐步减弱，因为部分资本可以通过经常账户“曲线”出入。若适度放开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资本进出有了正规渠道，部分资本流动就有可能从“灰色”走向“阳光”，不仅经常账户“失真”得以部分缓解，而且有助于增加资本流动的透明度，有助于对资本流动进行规范管理。
第三，平衡国际收支和减轻货币升值压力，需要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一个时期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于经常账户顺差，但近年来，这一状况已经明显改变。2011年至2012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率均已低于3%，如果再扣除经常账户中的部分顺差是由资本流入带来的这一因素，实际比例则更低。人们通常将这一比例低于国际可接受的4%的现象，来证明人民币汇率离均衡水平已经不远。但事实上，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受资本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2011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由升值预期和市场压力很大到贬值预期和市场压力很大又回复到前者，经历了少有的跌宕起伏，而在此期间出口的实际变化却并不大。甚至有的时间段出现贸易顺差减少，但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的现象。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推手是资本流动和资产币种形态的变化，其背后的主因是投资收益差、利差和汇差。其中，以前两者为主，后者为辅。
最后，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可兑换步伐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仍属较低水平，是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很难想象一个主要国际货币无法进行自由兑换，尤其是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不可兑换会制约人民币成为投资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为使人民币稳步发展成为国际货币，当前加快推进人民币在资本和金融账户可兑换就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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