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宏观刺激政策造成的影响，可能二三十年都消除不掉，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的经济增速会整体下移。将城镇化作为增长点，很值得打个大问号。
中国经济为什么高速增长?高速增长背后有何风险?未来动力在哪里?这些问题，罗纳德·科斯、尼古拉斯·拉迪等经济学家近来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中国，尤其在新一届政府产生前后，学界展开了大辩论。
2012年12月10日，《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我们从中国人的经商精神(businessspirit)谈起，判断宏观经济的现状、趋势以及改革的下一步。经过多次互动沟通，直到今年3月17日，这次访谈的内容得以定稿。
韦森坦承，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受到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影响。而韦森近来对中国当前经济大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过去一两年内系统地重读了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主要著作。2012年，也是经济学家哈耶克逝世20周年。早在2011年8月2日，韦森开始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经济学如诗”发表重读哈耶克系列文章。
正如韦森1月15日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发表的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新中文版导言所说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制度。
100万亿
这是中国广义货币的数量，它是大规模政府刺激计划和天量银行贷款以及社会融资的一个直接结果，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收不回去，除非银行破产。这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诸多长期不利影响。
中国经济为什么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靠企业家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开始研读韦伯的著作，到最近为《张军自选集》写书评，我一直相信，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在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经济学不能完全解释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怎么解释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
韦森：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市场化可归纳为三个标志性事件：农村土地承包、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企改革、加入WTO，这三个事件都大幅提升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来讲，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意味着中国具有丰裕的劳动力。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参与市场交换、发财致富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动机被压抑着，这导致了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增长速度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改革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的动力就爆发了出来。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低度发展，就像一个人跳高才跳0.5米，稍加训练，就能跳到1米，因为起点太低了。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加上赶上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1980年代后期到2001年，中国逐渐形成了国内市场分工和大量对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迅速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于是就出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10%，这一段时间可谓中国经济的10年黄金增长时期。
除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些因素外，在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也在其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2006年，我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者”做访问研究期间，曾写了4篇“哈佛书简”，其中一篇就专门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问题。我当时提出，在解释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在最近为我的同事和好友张军教授的自选集所撰写的一篇长篇书评中，我又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
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在市场体制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外，还要从市场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分析之外来找原因。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影响，这些年我一直相信，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尤其是商业精神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起很大作用。
正是从这个思考问题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开始研读韦伯的著作，到最近为《张军自选集》写书评，我一直相信，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在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经济学不能完全解释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从这个视角思考问题，我一直认为，如果研究经济增长，除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资本形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劳动力成本、外商投资、民营企业崛起、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这些纯经济因素的解释外，随着市场化的大潮兴起，中国人的经商精神的苏醒和发挥，在其中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其外在表现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中国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加速进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在中国各地迅速崛起一大批企业家，包括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
上海经济评论：和印度相比，他们是不是也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
韦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起点差不多。尽管从时间上印度1991年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晚了10多年，但算来也有20多年了，印度也较早建立了民主与法治的政制形式。那为什么印度到今天还没有像中国过去10多年那样有大规模的投资和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呢?
从2004年我去印度开会访问开始，我就发现，两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文化精神，尤其是中国人和印度人的“businessspirit”上的差异。没有一大批企业家去崛起去经商，经济是不会有多大增长的。其他因素只是一些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我这里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不增长，人们的经商精神或言企业家精神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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