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中国最有钱的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王健林人生中丝毫不缺乏他在原始森林里遇见的那类挑战。他凭着对财富的冒险追求以及对政治边界的高明把握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下一个目标是尝试用自己强大的资本扭转以往企业对政府谈判的弱势局面。
曾经贴身采访王健林的美国《财富》杂志记者大卫·惠特福德(David Whitford)认为，王健林是一个不知疲倦、极具野心的工作狂。他在军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随后他选择进入市场开始了自己的小产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帝国的建成
“王建林这样的人，他野心的规模、渴求达成的目标，都不是我们能比拟的。”
“我钦佩他充沛的精力和野心。”《财富》记者惠特福德在波士顿的办公室告诉《博客天下》，王健林正致力于使万达集团成为跨国企业。“很明显对于万达集团来说，王就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一天晚上，惠特福德来到王健林妻子林宁经营的会所，进入一间卡拉OK房间。王健林已经早早在那等待他们，房间内同行的还有一些年轻时尚的女孩，这一幕让这位《财富》记者略显尴尬，“我们一群人，基本都是男士，我当时想，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知道是我搞错了。”来中国前，惠特福德就曾听过亚洲卡拉OK房间里会发生的很多故事，但这次不一样。她们都是北京一所音乐学院的学生，是其中一位客人的朋友。
卡拉OK厅里的设施极为现代，绚丽的灯光，巨型的舞池、还有宽大的真皮沙发。但气氛却仍然停留在王健林最熟悉的1980年代的歌厅时代——开场由这些年轻女表演者先上台演唱，然后就轮到惠特福德等客人。无论谁上去，在唱到一半的时候，王健林都会上台献出一束玫瑰花，那人就拿着这束花继续唱，直到唱完下台后，把花放回桌子上。继续轮到另一个人上台，王健林依然会站起来向演唱者献花。这种带有仪式感的重复动作让这位美国记者觉得，“当晚的一切都很纯洁、很美好”。
但当晚王健林的表演还是最出乎惠特福德的意料。显然，这位59岁的房地产大亨还是一位一流的男高音，他演唱了极耗体力的压轴曲目：藏族和蒙古族民歌。
王健林的精力充沛，他从来不知道疲倦，甚至几乎不会休息，每天非常专注着自己的工作。当年轻力壮的美国记者感觉累的时候，采访对象还在精力充沛地讲述对公司的展望与未来。
“他是一个极富野心的人，如果没有野心的话，他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惠特福德告诉《博客天下》，他被王健林的野心折服。
王健林毫不讳言自己的野心是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王健林告诉《博客天下》：“当将来做到1000亿、2000亿美元收入，我不可能还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公司。”在商业军团出海背后，他始终被蒙上了一层国家主义色彩。
起于童年
他是长子、“匪头子”是穿行于林间的劳工
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长”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此前，外界对中国首富的家庭背景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一些年代久远的传言。有人说王义全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还有人说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干部。
王健林极少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他这种放任的做法部分加剧了外界对他拥有显赫家世一事的错觉。
可以说，王健林父亲的身份带来的神秘感一直贯穿着他商业帝国发展的全程。
“他父亲是大金县森林工业局(以下简称森工局)的副局长，副处级。”曾任大金县副县长的谢芸生对《博客天下》确认。
1958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谢芸生对这个“个子不高、穿着有些朴素”的老红军至今印象深刻，从1958年到1972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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