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数字化发展背后的文化差异
发布日期:2020-07-24 10:01:25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张晓 编辑:藤井树

  从初创期互联网接入的“顺势而为”,到发展期产业应用的“兼容并蓄”,从融合期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收放自如”,到构建全球网络空间的“和而不同”,“和合文化”下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走出一条与“竞争文化”下西方数字化发展不同的道路。

  中西数字化发展有以下七大不同:

  一是中国“规划更长远”,西方“法规更完善”。中国立足顶层设计,在互联网、数字经济、信息化发展等领域均作出前瞻性战略部署,同时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为数字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留出发展空间,促进其健康发展。西方大多以物权为基础,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总体监管强度、处罚力度更大。

  二是中国重“本土适应性”,西方重“标准一体化”。不管是政策措施、技术应用还是产品投放,中国一般先试点探索,获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有时也会根据特点进行本地化调整,形成地方特色。西方专注于标准化建设,努力将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推动一体化发展。

  三是中国“信任经济”成网红,西方“信用经济”更成熟。以社交电商、社区团购、社群网红为代表的信任经济在中国快速发展,借助口碑效应形成链式传播和持续扩散,在人与人的口口相传之上实现价值转化和信任传递,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一大特色。这与西方通过契约关系建立和维护的信用经济存在不同。

  四是中国企业注重“打造生态优势”,西方企业注重“全球化扩张”。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平台化推动数据联通、拥抱数字红利,形成比西方互联网企业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态体系。西方互联网企业大多采取多元化战略,全球化扩张意识强,国际竞争布局早,在战略扩张的同时受到反垄断政策措施的制约较多。

  五是中国“应用型模式创新”丰富,西方“技术型创新”领先。中国互联网应用创新承载多元化的国计民生需求,借助庞大的用户及产业基础实现价值释放,同人民生活消费场景捆绑更为紧密,并逐渐从跟随西方向参与引领转变。西方特别是美国数字化布局早,核心技术的领先实力和地位为其数字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六是中国重“总体安全”,西方重“个体权益”。中国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不断强化网络运行和网络信息安全,完善个人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西方重视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个体利益,如欧盟制定GDPR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流通监管,美国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旨在维护本国企业利益。

  七是中国主张命运共同体,部分西方国家推动网络军事化。中国扎实推进网络扶贫行动,让全民共享互联网发展红利;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各国共同搭乘数字经济发展快车。部分西方国家力图打造先进网络武器和网络作战部队,引发网络军备竞赛,给全球网络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

  中西方数字化发展七大不同体现出思维方式的差异,更进一步反映出哲学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差异。在“和合文化”或“竞争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在数字经济发展逻辑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哲学价值差异。

  在数字经济发展上,中国重家族文化,西方重契约文化。在数字经济创造上,中国受农耕文明儒家文化的影响,重本土生态打造,讲究协作协调,在数字化创新上表现为“为美好生活而创造”;西方受海洋文明影响,重全球扩张,讲究竞争逐利,提倡“为自我实现而创新”。在数字政策取向上,中国“重礼依法”,西方“重法依理”。中国采取包容审慎监管,积极引导互联网行业自律;西方实行依法从严监管。在数字治理理念上,中国重“集体精神”,西方重“个体主义”;中国重“义务本位”,西方重“权利本位”。中国强调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共建网络空间良好秩序;部分西方国家力图以跨境数据执法权实现“长臂管辖”目的。

  从文化视角看数字化发展进程,一方面体现出中西方不同的路径模式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数字经济的多种可能性、开放性和普惠性为全球带来发展新机遇。这有助于我们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谋求共同发展。以哲学思维促数字繁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可形成独具特色的数字化发展“中国方案”,一是深入研究西方法律监管和标准化案例,完善我国数字化发展政策体系;二是借鉴西方跨国组织建设,引导企业和专家“走出去”,加强海外经营合规管理;三是参考西方个人隐私保护经验,应对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挑战;四是加强与世界各国在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变革创新等方面的互补合作;五是充分研判互联网发展关键问题和理念异同,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变革。

  事实证明,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论 ”已经破产;中国数字化发展不搞闭关锁国、贸易保护,秉持着“和合文化”的思想内涵,走出了一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路,特别近年来中国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加强改革开放,延续了“和合文化”的精神。另一方面,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并不意味要形成两个互联网。作为互联网大国,更重要的是理解不同国家数字化发展路径背后的经济社会差别,尊重文化多样性,尽可能“求同存异”,增进各国之间互信与合作。应超越“文明冲突论 ”,在多元中求共识、在差异中求会通,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共建共享、共赢共荣”,推动全球网络空间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者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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