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贸易不平衡是唐纳德•特朗普选举承诺的重要内容，而这一承诺部分是针对中国贸易。可以说，要解决问题首先必须要重建信任。
重建信任关系应建立在准确数据上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华美银行董事长兼CEO、前美国百人会会长吴建民文章表示，重建中美贸易信任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准确计算贸易数据。美国政界必须修正其对过时、政治上讨巧的数据的依赖，主动去了解和使用更精准的数据。威尔伯•罗斯部长作为精明的投资者的时候，他不会根据错误的数据进行任何决策。作为商务部部长，他现在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全美企业，所以更不应屈就于不准确的数据。
建议罗斯能够下令重新检验美国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BEA）所使用的贸易数据计算方式。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是个有效的起始点，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这些数据更准确，能让我们以更高明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将iPhone手机的贸易简单计算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一年增加了170亿美元，这种过时的计算方法下给出的统计数据，不应再成为决策的基础。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包括旅游、教育、金融和其它专业服务在内）的顺差。2000年至2008年间，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年均不足20亿美元，2016年增长至374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服务贸易顺差如此显着且增长迅速，其实体现了当前中美各自经济的比较优势。
更为精准的数据，能让我们找到中美各自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从较为容易实现的产业，降低各自的贸易壁垒，从而能正确地处理矛盾。我同样呼吁中国应考虑进一步开放的区域加快贸易自由化，允许更多竞争。以电影与娱乐服务业为例，暑期大片《战狼2》打破中国票房纪录，中国电影制作人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在本土制作出可与美国电影相匹敌的优秀作品。现在正是美国寻求增加中国年度进口片配额的好时机。
农产品和生物科技一直是美国优先发展的行业，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快这些产品的市场准入审批程序，树立中国政府决心建立透明、高效的核准程序的强有力信号。今年3月，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外国企业在提交新药品审批申请时，可使用包括在中国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在内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这是中国简化贸易审批的重要一步，我建议中国尽快在这些领域修改条例，方便中国病人更快地获得国际先进药品。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应积极推动美国出口管制制度改革。当前全球高科技产品市场里，中国已增长得最快，而美国的出口管制已使得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当前所使用的出口管制体系设计于20世纪70年代，对诸如飞机坐便器、制动器和螺栓等无关紧要的产品也设有繁琐的许可要求。美国政府应组建一支跨机构工作组，与国会和企业紧密合作，一起改革这样一个脱离时代的出口管制体系。最好组建一个单独的联邦机构，对管控项目进行定期审查以适应科技发展。
中美应更多通过产业政策合作解决产业矛盾
文章分析，当前中国制造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生产商将剩余库存销往海外，推升了中国的贸易顺差。解决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将有益于中国自身发展。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寻求非关税方法来减少中方产能过剩为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关税将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在美国市场变得更高，而且中国也将可能向美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我希望政府能够衡量一下提高关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是否值得，包括对美国众多以钢铁为原材料的企业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向美国出口更多钢铁的同盟国带来的影响。
美国与其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不如与中国合作，探索如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等其它合作形式。1981年，日本与美国达成轿车自愿出口限制协议，到1984年为止，日本轿车年出口量被限制为168万台，并在接下来的几年，日本单方面设定了类似限制。这一配额不仅使美国汽车制造商可以保持市场份额，还鼓励了日本企业将部分汽车制造转移到美国。这项措施既有助于避免贸易战争，同时还保障了民众与企业的贸易自由。
相信，如今这一举措仍然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很遗憾，尽管中国提出到2022年将钢铁产能削减150公吨的计划得到了罗斯部长和其他首席顾问的认可，但却两次遭到特朗普总统否决。总统应重新考虑该提议，因为中国可核实的产能削减和自愿出口限制都将有利于美国。
中国应该进一步优化重工业如水泥、铝等产业。2016年，中国法院共受理了5，665起破产案例，较上年增长54%，中国应更积极地鼓励这些行业的企业通过司法程序退出市场。中国也须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部门的核心地位，使其在执行环境管理时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1月到7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共开出了1.16亿美元罚单，较于因严重环境问题导致的12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来说，中国环保部门还应该有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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