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18日贵州、湖南两地相继公布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明确上调今年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至少达到7个。从7省份数据来看，上海以2480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居首位，重庆则以300元的涨幅居单次调幅之首。

　　今年以来，已有7个省市先后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虽然涨幅不一，但平均调增比例较去年大幅提高，多地迈过2000元大关，对于广大低收入群体来说，无疑释放出了利好信号。特别是，多数地方明确提出，最低工资标准中，不包括“五险一金”，由用人单位另行支付，其“含金量”更高。然而，理想变现实，通常会阻力重重，如果没有相关的制度规范，没有严密的常态监管，最低工资标准“含金量”再高，也仅是纸上画饼。

　　多年来，要求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殊不知，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劳务市场有欠规范，用工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现象相当普遍，一旦取消了最低工资标准这个保障机制，势必会助长部分不良企业压榨员工的不良风气，员工按劳取酬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就会把拖欠、克扣、削减员工工资，视为救命的稻草。可见，假如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受到伤害的还是企业员工。

　　调查显示，42%的企业未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且很少有用人单位因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而被处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不少地方仅把最低工资标准，当做一条指导线，并没有作为一项法规来执行;二是由于人力市场供大求小，找不到工作的人以自降身价来竞争就业岗位，导致一些员工即使拿不到最低工资，也忍气吞声地干下去。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成了水中月、镜中花，难以从根本上惠及低收入劳动者。

　　可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倒逼工资立法提速。首先，国家层面应做好顶层设计，尽早出台《工资条例》，把“调低限高”作为核心内容，既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又要限制垄断企业高工资，不断消除行业差别和分配不公。同时，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兼顾企业利益。比如，有关部门应该在调整企业税负、服务企业经营等方面给出更多优惠措施，促使企业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不向员工转嫁经营成本。特别是，各地应将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考评体系，对最低工资标准落实不力的地方和企业，实行问责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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