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朋党史:凸现古代朋党政治发展脉络和全貌
发布日期:2016-11-29 16:02:29 来源:搜狐读书 作者:朱子彦 编辑:胡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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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中国朋党史

  作者:朱子彦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简介

  朱子彦,1948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已出版相关著作《朋党政治研究》、《中国皇帝制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皇权的异化:垂帘听政制度》等。

  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朋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剖析重要朝代的重要党争,把握不同朝代党争的特征、特质,力图凸现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它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系及其交互影响。因而既有学术性,又有较高的可读性。是目前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中国朋党的集大成作品,也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专题史读物。

   编辑推荐

  从某种意义上言,一部官僚政治史即是一部朋党史。作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本书澄汰旧说,迭有新见,相信它的出版,为当下较为沉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卜宪群

  《中国朋党史》对于中国古代朋党及党争作了贯通性的考察,将士大夫官僚的朋党和众多被称之为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党的综合作了分析,揭示了朋党为何以血缘、地缘等宗法关系为纽带,环绕权力、财富的争夺及再分配而展开斗争。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部重要著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姜义华

  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系及其交互影响。应该说,这是目前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中国朋党的集大成作品,也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专题史读物。

  本书总策划、编审 张爱民

  第一章 从萌芽到成形

  中国朋党古已有之, 与原始部落联盟、早期国家同时出现,与君主专制政体同时发展、膨胀和消亡。木本水源,朋党的出现必须追溯到上古社会的历史。

  一 朋党的滥觞与形成

  1、 朋党的形成与上古三代的政争

  朋党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阶段,原先,朋、党二字与朋党是全不相干的概念。在先秦社会,“朋”是货币单位。上古以贝壳为货币,大体上是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 商周君主以货币赏赐臣下,即以朋计数。如“癸子(巳),王易(赐)臣邑贝十朋。” “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 抑或因为“朋”含有聚集、串联之意,后来便引申出“群”、“类”的意思来。如“群居而朋飞,” 将“朋”与“群”对举;“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则将“类”与“群”对举,由此说明,朋与群、类都成了近义词。此外,朋又演绎出同门、志同道合的意思。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宴注:“同门曰朋”。 《周礼》称“五曰联朋友”,郑玄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 。据此说明,处于同一师门的志同道合者,都可称为“朋”或“朋友”了。进而又引申为“朋比”之意。楚大夫屈原被贬,看到楚国政治昏暗,自己壮志难酬,不无痛楚地说:“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就是指责楚国满朝奸佞结党营私,抱成一团,使自己在政治上被彻底孤立。从文字学的角度讲,“朋”为古“凤”字。《说文》:“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党字。”《白虎通》:“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故朋党这个词,本来不是贬义词。然而《韩非子•有度》认为:“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意谓群臣交往,形成朋党,相互庇护,则臣下虽有大过,而君主无从得知也。故从君主角度而言,朋党是君主之敌。

  “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皆已见之。党,从尚从黑。其本义为不鲜明。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之所尊长也。此谓党同尚”。党的本义原是指周代乡以下的基层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乡党连称,即表示“乡里”、“族党”之意。后来引伸出以类相从之义。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意思是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观察种种不同的错误,就知道仁了。

  自商周以降,直到春秋,甚至明清时期,人们还长期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惯,“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刘宝楠正义:“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 这表明了乡党的特征,它涂上了厚厚的一层宗族血缘关系的色彩。在乡党中,人们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义务加以维护。楚国的叶公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就曾有过一番争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在这里,叶公表示了一种新的观念,即随着旧的宗族血缘关系被冲破,虽然亲如父子,也必须依法行事,父亲偷了羊,儿子也应去官府告发。而孔子囿于传统的亲亲观念的束缚,仍然将宗法关系置于国家法律之上,认为在乡党之内,父子之间有着相互庇护的义务。一旦犯法,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从党的本义中引伸出“党附”的新义来。但如此一来,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公正和正直,为了反对“党附”,反对徇私舞弊,有人就大力倡导无党无偏,如《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在后世演变过程中,又将志同道合之人称作“党人”,如屈原《离骚》云:“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又如《后汉书•灵帝纪》曰:“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正因为朋、党两字在演变过程中,字义逐渐接近,都带上了朋比、党附的新义,所以到春秋战国之际,便合成为“朋党”一词,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如果单从语义、字意的角度来探讨朋党概念的来龙去脉,恐怕仍不够深入。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在各国迅速展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各个对立派别都把集结朋党势力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朋党斗争已经成了政治领域内的常见现象,因而被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和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为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大臣结党与否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能否巩固、专制君权能否维持的头等大事。先秦思想家韩非子尖锐地指出:“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 这是将山东六国的统治危机与朋党活动直接挂起钩来,将造成山东六国“地削主卑”的原因归之于朋党。

  朋党孕育产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还是先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谈起。这个时代相当于我国由部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在频繁的部落对外掠夺战争过程中,部落联盟首领和军事首长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私人财富。如舜经四岳推荐,被尧确定为部落联盟首领继任人选后,尧便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还“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 这种赏赐类似于后来的贵族陪嫁,可见尧是拥有不少私有财产的。

  舜生活于一个“父顽,母嚣,弟象傲”的家长制家庭之中。舜父瞽叟、弟象对舜的财产垂涎欲滴,竟然串通一气,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来,并且事先拟定了分赃的办法:“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 幸而舜的“命大”,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是它却为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在家长制家庭内部已经出现了争夺财产的现象,而权力作为增殖私人财富的重要手段,部落联盟首领之间的斗争也就接踵而来。

  尧舜禹时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依然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尧为了确定联盟最高首领的继任人选,曾多次征求各部落首领的意见。放齐说:“胤子(丹)朱启明”,提出由尧子丹朱继任,驩兜则提名由共工继任,都给尧否定了,最后尧才决定接受“四岳”的提议,以舜为继任人。后来驩兜又推荐共工为工师,这次总算得到了尧的同意。这一切完全合乎部落联盟议事会的议事规则。然而在舜摄政之后,便采取了部落联盟内部前所未有的措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他们的具体罪行分别是:共工“淫辟”;鲧治水无功,劳民伤财;三苗则“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舜唯独没有指出的驩兜罪名。大概是因为驩兜一再推举共工任部落联盟要职,因而受到株连吧。《左传》中有关舜流”四凶族”的记载可资佐证。《左传》中的四凶族分别是指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据杜预注释,前三凶即为驩兜、共工和鲧。浑敦,即驩兜,其罪行是“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 所谓“比周”,在先秦诸子的目光中,即是朋比结党的行为。《左传》的记载与《尚书》、《史记》稍异,这大概是“传闻异辞”之故吧。

  “四凶”尧不能去,由舜去之。而高阳氏之才子八人——“八恺”,高辛氏之才子八人——“八元”,尧未能举,由舜举“八恺”,使管土地,举“八元”,使管教化。

  舜一反尧之所为,流放四“凶族”、 推举十六“才子族”,正是部落联盟内部争夺首领地位的反映。这种争夺导致部落联盟的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将敌对的氏族部落视为凶族予以驱逐,而将支持自己的氏族部落联合进来,以巩固最高首领的地位和权力。由于双方都在争取友好氏族部落首领的支持,所以《左传》从儒家推崇尧舜的立场出发,将“比周”的罪名加在驩兜身上,从而给这场斗争染上了朋党的色彩。实际上,尧舜时期是否真正地实行过禅让制度,后世是有争议的。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纪载,上古并无禅让制度,舜囚尧而夺其位,晚年又被禹流放,采用的亦是暴力手段,若果真如此,朋党及党争的出现就大大提前了。

  笔者以为,原始社会晚期,家族内部对财产的争夺,部落联盟内部对首领地位的争夺,与后世的朋党斗争还不能等同看待。但既然争夺财富,特别由此而开展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开始,那么,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朋党产生所需要的政治土壤也就随之而出现。

  马克思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氏族或部落联盟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也以此为起点,日益向前发展。受社会各种矛盾制约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阶级社会中突出的政治现象——朋党斗争也便开始萌动。

  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这标志着中国的早期国家已正式形成。早期国家贵族之间的斗争为朋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由于夏商周三代的贵族政治不具备产生朋党的充足条件,使朋党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孕育过程。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辖区域有限,官僚机构规模不大,使朋党活动余地相对狭小。夏王朝刚从部族社会脱胎而出,因而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时期部族联盟的痕迹。夏王虽然具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对于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来的诸侯国家来说,只要诸侯履行有关朝贡等义务,夏王朝便不干预其内部事务,承认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所以当时就呈现出万邦林立,犹如“滿天星斗”的局面。史载:“夏氏革命,叉为九州,涂山之会,亦云万国。四百年递相兼并,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亦为九州,分统天下,载祀六百,及乎国初,尚有千八百国,而分天下为九畿……其后诸侯相并,存有千二百国。” 长期的兼并战争,诸侯国的领土在扩大,数量在减少,但在夏商周三代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王朝直辖的领土范围不大,一般只局限于“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而且王畿之内还分布了许多贵族世袭的采邑,所以中央的政治活动相对简单,因而限制了官僚机构的规模。据《通典》所载的夏商官员人数是:“夏百二十员,殷二百四十员。” 作为天下共主的王室尚且如此,局限于五十里至百里之地的诸侯国家政权机构的狭小程度更可想而知。

  西周政治制度与夏商相比虽较为成熟,但却一脉相承,在官制上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官员人数不能与后世相比。由于三代官僚机构相对狭小,官员数量极为有限,不易形成大规模的权力斗争,这就使朋党的生存条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是夏商实行贵族政治,通过实行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使国家权力机构相对凝固化,不论诸侯还是卿大夫都拥有世袭的特权。如盘庚迁殷前召集贵族训话,指出他们的祖先曾为商朝先王效力,所以商朝坚持“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并且“世选尔劳”, 即给予贵族世代担任官职的权利。这种政治状况到西周时期也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西周的执政大臣一般都由王室贵族世袭,如西周初年担任太师、太保的周公、召公,其子孙从西周到东周始终处于辅政大臣的地位。

  由于三代实行严格的世袭与等级制度,卿大夫完全垄断了政权,这就使得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很难改变地位,完全被排斥于政权机构之外。直至春秋时期,管仲还指出:“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 可见,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人仆隶,从呱呱坠地之时起,他们的等级地位便已确定。在三代社会里,不仅阶级之间的障碍无法逾越,等级界线也非常森严,不能随便打破,因此国家的权力结构相对稳定,这就使得整个官僚队伍的流动大大地受到限制,上层的人下不来,下层的人也上不去,因而较少出现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而朋党之争的实质就是权力之争,在官僚队伍相对稳定,权力始终操纵在少数拥有世袭特权贵族手中的情况下,想要通过结朋聚党来争夺权力就比较困难。朋党的孕育过程由于受到上述条件的制约,就显得比较缓慢。

  必须指出的是,三代时期,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虽不如帝制社会那样频繁,但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时也表现得较为激烈,使得朋党逐渐显现出它的萌芽状态。我们在三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史籍中,还是可以找出具有类似朋党斗争的若干史实来。兹撮其要者,概述如下: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位,“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启的五个儿子,“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 也就是说由于启子太康荒淫放纵,他的几个兄弟起而争权夺位,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乘机伐夏,赶走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羿自恃善射,“不修民事”,终日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受羿重用的寒浞,本是东夷伯明氏的不肖子弟,被逐出氏族,投奔有穷氏,骗取了羿的信任,被任为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收罗了许多党羽,待时机成熟,他便指使羿的家众在羿田猎归来,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将羿“杀而烹之”, 夺取了统治权。寒浞此举,可谓开中国朋党史上权臣结党篡权之先河。

  商纣王是历史上暴君的典型。他的残暴专横,荒淫无度,不仅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也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在宗法制度下,王室贵族处于与国同休戚的地位,值此危亡之际,王室长老比干、箕子及纣王庶兄微子等重臣,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纷纷进谏,但却一概遭到拒绝。纣王重用费中(仲)、恶来。“费中善谀,好利”,“恶来善毁谗”, 纣王在他们的包围之下,终于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逼走微子,使朝政完全控制在费仲、恶来等奸佞之徒手中,造成政治更加黑暗,最后走向灭亡。《诗•大雅•荡》便借周文王之口,揭露了商朝“强御”之徒陷害“义类”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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