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四年八月，51岁的章学诚到湖北待了两个月。他的弟子史致光是两年前考上的状元，这一年37岁，正被任为湖北乡试的正考官。这段时间里，两人除见面外还有书信往来，其中有一封《与史余村论学书》就是在这时候写的。

　　按理说弟子风华正茂，先生前来探望应是一番豪迈气象，从信中看到的情况却非如此，相反却十分悲伤。章学诚在信中叙述他弟子的情况写道：“颇闻足下入官以来，身为境累，不复能力于学，而恬淡之性，拘入于世法，不得所性之安，此非细故。”

　　清代学场中蝇营狗苟的事层出不穷，尤其是这种地方性的乡试，多有各种利益往来。史致光是读书人，刚在翰林院做了两年修撰，一下就派给这么个差事，必然不比往常柔日读经、刚日治史般优入圣域，而是面临各种身不由己的处境。没时间做学问尚在其次，更关键的是日日耗费在各种无意义的应酬上，所谓“恬淡之性，拘入世法”。这种情景下，史同学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正好昔日的先生前来看望，史同学必然要借机好好苛责一番，释放一下。然而章学诚却并未随声附和，也没有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却跟他讲了他的师弟孙星衍的情况。

　　孙星衍，字渊如，说是师弟，但比他只小一岁，跟他是同一年中的进士，他是状元，孙是榜眼。章学诚说：“渊如天姿学力，甚近于古，仆则嫌其嗜好过多，虽处境较足下为顺，而精力分于声色，与一切世俗酬应，殆较足下不舍倍蓗，然尚能于纷扰之中，从事古人之学。”

　　可见，孙星衍比他更喜好古人，不仅喜好，而且还精力充沛。如果说史同学发现书中所学的东西与官场的有些事情格格不入，因此而感到不爽，那么如此热衷古学的孙同学应该更悲剧吧。但是恰恰相反，孙同学不仅应酬啊、世俗交接啊这类事情不比他得少，相反还能在这“纷扰之中，从事古人之学”，这么看来，孙同学实在是厉害。章学诚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度其所为，不特志奇好古而已，当以声色嗜好，疲精劳神，终日驰骤，不得性命之恬，故藉学问文章，以为藏息游休之地，未可知也。”

　　此话怎讲?在章学诚看来，孙同学热爱古学不假，但是他不是那种一味钻入古书中“志奇好古”的书虫，而是用古人的学问沟通身心，身处官场与人世间，在心底里给古人留下一片“藏息游休之地”。章学诚进而给史同学开出的办法是：“夫渊如高明而心多外驰，故学问以柔克之;足下沈潜而心多内结，岂不当以学问为刚克之具乎?”

　　按道理，我们想章学诚举孙同学这么个例子，那就是让他向孙同学看齐喽，要以柔克刚。但是我们又错了，章学诚说，你啊，跟小孙不一样，你是内向性格，是沉潜的料子，你不要怕，你不要放下学问，反而要读进去，以古人为“刚克之具”。事实上，孙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是寒门出身硬读上来的，不仅靠不上家里，而且不容易当了官，还要养活家里。章学诚说，在官场中生存跟你当年“寒素”苦读的困难又不同，所谓：“十年远客孤寒，一旦身登上第，服官以后，事与寒素殊科，外有应酬，家增日用，精神疲于酬酢，心力困于借筹，足下淡定天怀，如胶泥入水，日夕搅之，何日得以澄彻?”

　　章学诚知道，对于这种孩子，不能只讲一番不切实用的道理，让他不要在官场待了，跟自己回来做学问，因为他还要借着这个官位来养活家人。更不可能说“没办法，官场就是这样，你要适应社会，不能让社会适应你”，这根本就不是儒家的精神。若如此，经世与致用两分，更是根本没读懂经史的人才说的话。在章学诚看来，经与用、古与今，本身就是互相调适的，真正读懂经史做“学问”的人，不是那些家有万贯吹着空调品着茶听着古琴做文字训诂的人，而是会通经史意蕴的学者，“好古”的根本绝非外在表面性的读经治史，而是能以“志古之道”来“营于世法”。史同学是个好苗子，不过他现在的困窘是虽有“淡定天怀”，却像泥巴掉到水中。对此，章学诚说，不要怕，“学问之事，正如医家良剂，不特志古之道不宜中辍，亦正以其心力营于世法，不胜其疲，不可不有所藉，以为斯须活泼地也。如云今困于世，姑且止之，侯他日偿其夙愿，则夙愿将有不可得偿者矣”。

　　可见，在章学诚眼中，真正通经服古的人，必然是活泼泼地，不是因为身处窘境，人心复杂，巧诈奸伪便心里不爽。相反，是心存定见，我自明月照大江。不要想着，算了吧，就这么混吧，总有一天再返回来搞学问，倘若如此，那么搞的也不是真学问。真学问就是要“在世上磨”，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王阳明语)，就是“虚著此心，随动随静，无时无处不致其戒谨恐惧之力，自然主宰分明，义理昭著矣”(朱熹语)。就是章学诚这里说的“以其心力营于世法”。章学诚还怕他不懂，接着用自身的经历举例，说：“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

　　章学诚一下就看透了史同学的心境。这种贫寒出身的孩子，一旦登堂入席，举手投足就唯恐不得当;在官场也是，唯恐怕得罪别人，所以半生学问最终在唯唯诺诺的惶恐之中渐渐丢弃，平日辛劳最终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半生所学最终在无意义地忙碌中消磨殆尽，最后剩下一副皮囊。章学诚说，不要怕，学问就在世间行，世间就是如此。我穷困潦倒之际，也没有想着去搞点副业混口饭吃，而是想，我有这个身子，做我该做的，大不了还有口饭吃，还有衣服穿，再大不了我还没瞎，还没瘸，这就够了，我有何怕?我又有何可惧?

　　实际上，章学诚的确如此。在八年前，他曾经问某人借钱，那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所谓“一家十五六口，浮寓都门，嗷嗷待哺，秋尽无衣”。就是这么悲惨的情况下，还途中遇见盗贼，连行李包括生平撰著一齐丢了。然而他最担忧的是如若就此不做学问，奔波市井谋生，怕只怕空耗一身本领，几年后便不能再做学问。问人借钱，还要这么写，无疑就是坚信“天生德于予”，这背后透出的就是要为天下担当道义而写作的学术自信，学问已不是谋生，而是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这就正如钱穆所言，“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只有坚信上天赋予自己一身的才性，不是让自己屈从于环境，也就自然有了定见，对琐碎之事自然该拒则拒，该舍则舍。实际上，在这篇劝勉学生的信中归结出来也是这样的精神，混不下去了怎么办?不要想着同流合污，而是要以“志古”的心力“营于世法”，不胜其疲，借此机会体味经意，打通古今，这样，反倒才能得真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