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八个大红灯笼的由来
发布日期:2019-09-29 14:14:53 来源:腾讯·短史记 作者:林九 编辑:擎

  挂灯笼,是一种用来表达喜庆氛围的中国传统习俗。

  至晚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已经出现了用纱、葛或者纸做的灯笼。南朝梁武帝时,出现了绘有华丽纹饰和神话故事的“藕丝灯”。

  进入唐代,彩灯的制作开始兴盛,元宵之夜,长安、洛阳等城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月华连昼色,灯景杂星光”;两宋时期,吉庆之日挂灯笼更为流行,欧阳修留下了“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样的句子,杭州还有专门出售灯笼的市场,名曰“灯市”。

  明清两代,彩灯的品种和式样已经相当繁盛,据说,朱元璋曾一次性在秦淮河上燃放万盏“水灯笼”。

  当代人对灯笼最深刻的印象,自然是1949年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所挂的八盏大红纱灯笼。

  这八盏大红纱灯,每盏直径与高度均超过了两米——只有这种大型的纱灯,才能与城楼高大的气势相匹配。

  图:天安门灯笼比例示意图

  关于这八盏大红灯笼的由来,目前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开国大典上的大红灯笼是由日本人设计的”,见于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3日第8版刊登的文章《为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

  文章写道:

  “每当人们经过节日的天安门城楼时,总会对城楼上那8个火红的宫灯和八面迎风猎猎的红旗,以及城墙上的毛主席像和像两旁的横标肃然起敬。然而,这一切最初的设计者是‘抗敌剧社’里的两个日本人——小野和森茂。……1949年9月,党中央把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把这个任务下达给以小野(泽亘)、森茂为主要创作力量的军区文工团舞美队。……小野和森茂满怀激情地画了几十张草图,最后把最满意的一份设计图交上去,转呈周总理审批。很快,草图被批准了。然而要实现方案又是何等不易。仅仅那8个宫灯,每个足有10立方米大,跑遍北京城也找不到。只好请来过去为宫廷做宫灯的老艺人,在小野、森茂的具体指导下现场制作。直到‘十一’前夕,才赶制完成。”①

  图:左一,森茂;右一,小野泽亘

  关于灯笼的制作,森茂自己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面的八盏大红灯笼的工作进展。我一进西四白塔寺下面的民宅门口,就看见了院子一片摆满的红色丝绸的大布,在秋日的照耀下非常耀眼。我问他:‘你们辛苦了,怎么样呢?来得及吗?’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走到我面前,拍着自已的胸口说:‘没问题,有一些困难,但无论如何我要完成,包在我身上吧!’我想这位老人在他的一生中有没有赶上过这么大任务的工作呢!现在还有像他那样继承北京老传统的老艺人,使我很感动呢!我看他们就觉得哪一个国家的老艺人的性情都是一样的。我喝着他们倒给我的茶水,看了一会儿他们的工作,离开了这里。”②

  由这段日记来看,森茂当时负责管控灯笼的制作进度;具体负责灯笼制作的,则是一位“继承北京老传统的老艺人”。

  小野和森茂当时是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成员。据舞美队队长苏凡回忆:

  “肖野(即小野泽亘)、森茂这两位日本朋友……他们还是一九四九年我国开国大典,天安门主席台的主要设计者。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但每当盛大节日我走过天安门时,我仰望着那八个火红的大宫灯和迎风猎猎的八面红旗,以及毛主席像和两块横标时,我立即想起会场的主要设计者肖野、森茂同志当年在这一光荣任务中的战斗情景。记得当时军区宣传部张致祥部长,把这一任务下达给军区文工团舞美队,我们全队的主要创作力量即以肖野为主,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一战斗。这两位日本朋友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节日,他们满怀激情地画了数十张草图,把最满意的一份设计图,交大会筹备组负责人之一张致祥同志,转呈周总理审批。很快草图被批准了,但各种设计的加工又是何等困难啊!仅仅八个大宫灯,我们跑遍了北京城也没找到,只好请来过去为宫廷做宫灯的老艺人,上到天安门上去制作,直到‘十、一’前夕,才赶制完成。”③

  图: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八个巨型灯笼

  对照森茂日记,不难看出,在参与八个大红灯笼的制作这一点上,二者没有分歧,但在具体的制作地点上,则存在着叙述的差异——森茂的日记里,提到的是“西四白塔寺下面的民宅”,苏凡则称“上到天安门上去制作”。

  森茂与小野泽亘后来回到了日本,苏凡后来做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副主任。森茂曾在一封给苏凡的信中如此写道:

  “我的生涯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时间是在中国。庄严的天安门美丽的大宫灯的红光,在我的脑子里还在不断地晃来晃去……”

  图:开国大典上的灯笼体量巨大

  第二种说法,见于《党史文汇》2006年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些灯笼是张仃和钟灵二人设计。

  该文章称:

  “其实,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是由张仃和钟灵二人于1949年9月在中南海瀛台东海岸的三间平房‘待月轩’里设计的。……每个灯笼的直径接近3米,钟灵曾开玩笑地对张仃说,这灯笼做出来,在里面可以蹲坐三四个人打扑克!正是因为灯笼太大,工期又短,钟灵等人跑遍了北京城,竟没有人敢承担这项工作。军区舞美队的队长苏凡帮忙跑了故宫等几个地方,还是没有人承接。经过反复探访,钟灵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和灯笼的作坊)找到领头的工人师傅尹作宾,他看了设计图纸,知道是开国大典用在天安门上的,拍着胸脯说‘: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灯笼做成!’。于是商量好,由钟灵备料,他带几个徒弟施工,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考虑到灯笼太大,作坊里摆不下,制作完成后运输也困难,尹师傅建议在天安门城楼现场施工,由儿子尹盛喜每天送饭。”④

  同年,学者祝勇出版《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一书,也对第一种说法提出了质疑:

  “有材料说,天安门的装饰设计,是由两个名为肖野和森茂的日本人完成的。笔者在采访中,认定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这一设计实际由当时中央美院及其所属的美术供应社完成,张仃是天安门装饰设计的主要创意者。他提出了城台正中门洞的上方悬挂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将中国传统的对联加以变化,以横幅的方式排列左右,在城楼上悬挂大红宫灯的设想,以突出天安门的革命主题和喜庆气氛。”⑤

  这两种说法,看似对立,其实不然。

  一方面,钟灵当时是“会场布置科科长”,大红灯笼一事,他自然会有参与;张仃当时负责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大红灯笼的想法提出后,给灯笼做美术设计是他的工作职责,他参与此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在参与程度的深浅方面,尚缺乏更多的材料。

  另一方面,森茂的日记与苏凡的回忆也不能轻易否定——毕竟森野没有捏造日记的需要,而且,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参与了开国大典的设计布置,并为大红灯笼一事跑前跑后,这是第二种说法的提出者也认可的事实。

  也就是说:钟灵、张仃以及两名日本友人森茂与小野泽亘,其实都曾参与开了国大典大红灯笼的工作。

  尤为重要的是,在森茂的日记里,制作大红灯笼的是一位“继承北京老传统的老艺人”,第二种说法中,制作灯笼的也是一位曾服务于宫廷的尹姓传统艺人。而坊间流传的“开国大典上的大红灯笼由日本人设计”之说,与苏凡的回忆文字却有很大的差距——苏凡的原文是小野与森茂是“会场的主要设计者”,他们画的设计图,是会场布置图,而非灯笼的制作图。

  换言之,最后具体负责灯笼制作的,是中国的传统手艺人;“开国大典上的大红灯笼由日本人设计”之说,目前并无史料可以支撑。

  这八个大灯笼后来还曾有过改进。

  1949年的开国大典大红灯笼,框架使用的是铁棍和竹片,外罩红纱,因体量巨大,在装卸和保存上颇为不便,常常须动用吊车。1994年国庆,新灯笼内部采用了钢筋框架,并做了弹簧,撑开是一个灯笼,收起则成伞状,装卸与保存变得更为便利。

  注释:

  ①人民日报,《为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1988年10月23日第8版。

  ②森茂日记,转引自[日]山田晃三著,《<白毛女>在日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③苏凡,《难忘的日本战友》,收录于:晋察冀文艺研究组编,《文艺战士话当年(一)》,第273页。

  ④程世刚,《“开国灯笼”是日本人设计的吗?》,《党史文汇》2006年第10期。

  ⑤祝勇,《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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