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当代中国公司史、甚至整部当代中国改革史，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商关系史。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既是改革的基础，又是改革的对象，还是改革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所谓改革史，就是政府在找寻与探求自己权力边界的历史。
政商关系所涉及的对象，其中的“政”，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与“商”的关系问题上，在涉“商”的利益格局上，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如同“政”与“商”一样，存在着巨大的博弈——此时的地方政府，更类似“商”的地位，与掌握了更强资源配置能力的中央政府进行博弈。考诸中国历史，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考验“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难题之一。
“商”也有多个层面。当代改革35年历史中，政商关系的最主要层面，一度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学界此前研究颇为着力的“政企关系”，基本聚焦于此。普通民众与媒体，则似乎更为关注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一是“政”对“商”的管制及为此展开的博弈;二是“政”与“商”的非规范性合作，即通常说的钱权交易、官商勾结。
容易被忽略的是，围绕着政府与国有企业展开的政商关系博弈，其过程与结果却往往也对民营企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市场管制的强化或放松、比如宏观调控的落实或者落空(所谓“空调”)，比如产权的私有化改制(那是能直接变身为民营企业的)。
政商关系的不同层面与不同组合，都值得深入而细致的记载与研究。
改革之前
“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之前，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相对简单。
建国后，中国集全国之力推进工业化，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绝对的主导地位。“商”方面，除了“国营企业”之外，就是“集体企业”，政府对所有经济部门下达指标、提供生产资料，实行统收统支。私营经济并没有生存空间。
在这期间，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出现过两次以放权为标志的改革尝试。第一次是1958年的“体制下放”，一些中央部属企业被下放给地方，但次年为了应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境而被收回。第二次是1970年的再度“下放”，工业、交通等主要“条条”上的2600多家央企及事业单位，连同其财权、物权、计划管理权、劳动工资权等，下放地方。
这两次低力度的改革，丝毫没有触及政商关系的核心，仅仅是将企业的“婆婆”，从中央换成了地方，婆媳关系的核心没有改变。即便如此，地方及企业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激发，凸显“放权”对利益的引爆作用。
1970年的“下放”之后，地方政府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主体，除了接收部分央企之外，地方性国企以及集体企业也开始加速发展，各省因此也成为小而全的经济体，产业结构的趋同性日趋严重，再度呈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中国特色央地关系。
无论是归哪个婆婆管，计划经济的“父爱主义”光辉，始终笼罩着彼时的中国企业，雷霆雨露，都是“父爱”，企业不需要也不允许独立行动、甚至不需要也不允许独立思考。“市场”则是一个万恶的名词，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腐朽与没落。看似和谐的政商关系下，其实是脱离、甚至背离了成本收益法则及价值规律的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因此，改革之初对文革的声讨，就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表述。
当代改革的第一阶段，是“放权让利”，就是为企业——当然是国有企业，因为彼时只有国有企业——松绑，扩大企业自主权，落实企业的经济责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就在于能坦然直面自己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这次会议坦陈，其缺点在于权力过于集中，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突出。
对企业“放权让利”，这一思路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同一首歌”，可以看作是农村改革经验在国企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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