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12月1日有媒体报道说，一名北京大学的博士后自1999年出国后，与家中不再联系。媒体描述称，这名博士后的77岁的母亲因严重肾病已经卧床几个星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希望能见到20年无音信的小儿子一面。这个报道读来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报道所描写的这名博士后的家庭窘况，其实并不罕见。在中国，若论家庭的困窘，从这名博士后家庭所在的常州新北区来看，其窘境可能还算不上最困顿者。当然，贫困家庭带给家庭成员的，不仅是生存的艰难，更有精神上的重压。尤其是进入了向上社会流动通道的人，在从外表和行为举止就可分别出社会阶层并据此有了参照之后，如果没有适当的解释和释放，这种精神的重压不仅不会减轻，而且还会旧压上面复加新压，让那些源自社会低层的人在向上社会流动的过程中步履蹒跚，以致不堪重负，甚至中止流动。

　　教育制度及其一整套机制，就社会意义而言，不仅是为了教授知识、传授技能和传递价值，更是为社会注入活力，防止社会阶层板结，保持社会正向发展的制度保障。进入现代社会，教育制度从形式上为社会成员设立了一个起跑线，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托举那些向上社会流动意愿最强烈并为此付出相应努力的人，并且为起点——家庭出身和社会阶层不同的人提供“制式化”——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垫脚石，至少在制度设计和理论上为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不限高的社会流动通道。

　　但是，教育制度通过托举个人所实现的社会流动，其结果也绝非仅限于个人。通过家庭宗族的纽带，通过血缘亲情的关系，教育制度所产生的个人向上社会流动，常常带来整个家庭甚或整个宗族的向上社会流动，由此将“点”的效应扩展至“面”，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防止社会阶层的固化和板结。正是这个效应及其预期，才使得无数贫困家庭笃信且坚守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竭尽全力、累死累活乃至倾家荡产也要把家庭中的仍有资格进入教育体系的成员，推送至向上社会流动的起跑线。

　　在中国，宗族关系、家庭关系相对紧密，孝悌观念强韧，其正面社会作用就在于一个人的向上社会流动，在客观上部分地起到了松动社会阶层的作用。这个结果、以及由这个结果建立起来的社会心理预期，又反过来激励不同阶层的家庭将家庭资源集中于后代的教育，希冀由此实现不断的向上社会流动。而这其中将个人、家庭、教育和流动连接起来的关键点，就在于维系家庭关系的孝悌观念。没有了孝悌的约束，一个人的社会流动就只有个体意义，其所可建的社会心理预期就不会激励家庭将全部资源集中用于个人教育，教育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在现时中国，尤其是对那些后发地区的家庭来说，建立起通过教育进行向上社会流动，通过孝悌约束反哺家庭，由此促使整个家庭脱离窘境的心理预期，是实现教育制度功能的最好办法，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动力最足、成本最小、浪费最少、效率最高而且再精准不过的扶贫办法。当然，这其中一切的一切，如果没有了孝悌的联结及其约束，就都成了空谈。

　　无论上述北大博士后失联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其行为所示都不止于其丧失孝道。在最终结果出现之前，衷心希望这个博士后能够良心发现，让父母遂愿，让家庭得慰，让亲情延续，让社会价值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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