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病逝，享年97岁。
于光远担任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委员，曾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曾率先或较早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在仍处于金融危机之后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人们对于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确定的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充满期待。由此也许我们可以说于光远的去世不仅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的去世提示着我们，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并未结束。
在中国思想界，于光远是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学问家，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被誉为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开拓者，还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改革启动当事人
1978年的秋冬之交，中共党内高层开展了一次大讨论，这次端正思想路线的大辩论从一个哲学常识开始，那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并与“两个凡是”短兵相接。于光远自始至终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他后来说，那段历史“对于今天和未来有用，甚至宝贵”。
邓小平的复出对于光远的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说，于光远一直珍藏着邓小平亲笔拟就的那篇被看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3页纸提纲手稿。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亲自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一直留在于光远那里。
据记载，提纲上有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积极性的同时，已清楚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大胆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极其可贵，并被认为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三个30年”
于光远曾有一个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
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3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共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中共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于光远或许没有预料到，他所称的“第三个30年”所应完成的任务，至今还要继续努力。
中国学术界评价于光远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了一体，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就开始倡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别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于光远也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家，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两个最大变化，一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市场经济。在这两个根本转变中间，于光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兼具社会与学术深切关怀的经济学大家于光远，一生著作丰盛，代表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和《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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