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百岁经济学家的“慢人生”
发布日期:2014-06-24 16:09:34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蒋肖斌 编辑:

         杨敬年出生于1908年,或者换个更有历史感的说法,“光绪三十四年”。年逾百岁的他,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慢一拍”。

  上学时,因为家境贫寒,杨敬年不得不几次停学去工作补贴家用,直到40岁才拿到博士学位。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才获平反,其间20年无法正常教学。平反后,年过七旬的他开创了国内第一个发展经济学课程,直到86岁才正式告别讲台。90岁,杨敬年仍然没闲着,翻译了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国富论》,至今畅销。

  2014年的第一天,记者来到天津杨敬年家中采访时,106岁的老人早就端端正正地坐着等在客厅里。他说我们来“晚”了:“以前我还能走,去年8月病了一场,就只能坐着了,不好意思啊。”

  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

  和屈原是同乡、出生于湖南汨罗的杨敬年,因为近代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求学经历十分复杂。他4岁起跟着外祖父启蒙,13岁通读“四书五经”。为了将来能在乡下小学教书,叔祖父借钱送他到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杨敬年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成为校友。1927年,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参加革命做准备,却遭遇“马日事变”(长沙驻军许克祥反共),杨敬年愤而离校,一边教书养家糊口一边备考大学。1932年,因为其他大学都要学费,他选择了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无意官场的杨敬年又于1936年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开复课无望,杨敬年携妻带子辗转于长沙、贵阳、重庆、兰州……颠沛流离中,第八届庚款考试录取名单揭晓。1945年8月,已经37岁的杨敬年踏上了赴牛津大学求学的旅程,在途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觉得,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在牛津的3年,可能真的是杨敬年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之一。学杂费全免,每个月还有24英镑的零花钱,唯一的任务就是念书。大学贵族化的教育环境,杨敬年至今历历在目:“宿舍是两个房间一套,书房和卧室。每天早上,有一个书童——其实是一个老头子,进来把窗帘拉开,说‘Good morning, sir(早上好)’,叫你起床。白天有女工帮你打扫房间。晚上,老头又来了,拉上窗帘,说‘Good evening, sir(晚上好)’。学校规定学生晚上必须在房间,所以9点,他又来了,说‘Good night, sir!(晚安)’。”“吃饭也有规矩,即便住在校外,学生每学期也必须到学校吃两次晚饭。聚餐时,老师和学生都得穿上隆重的礼服,老师在台上,学生在台下,围绕着长桌依次坐下,用拉丁文祷告后才能吃。”

  牛津大学对博士的要求是“对知识作出原始性的贡献”,淘汰率高达50%。杨敬年回忆:“我的论文题目是《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我去英国财政部(相当于我国国务院)采访,提了20个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我听了很高兴。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写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可惜这篇博士论文,杨敬年自己留的那一份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直到2006年,他才再次看见牛津大学存档的复印件。

  在杨敬年百岁时写的自传《期颐述怀》中,有几张他在英国时的照片,梳着大背头,一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1948年,40岁的杨敬年拒绝了去美国的邀请,学成归国。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杨敬年就这样毫无精神准备地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

  “杨敬年,这些书都是你剥削来的!”

  1949年9月,踌躇满志的杨敬年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一切都似乎好起来时,1957年8月3日,这个忘不了的日子,他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又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发送到经济资料室“改造”。

  在英国留学时,杨敬年除了日常必需,把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书。回国前夕,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何廉寄给他的500美元旅费,也都用来买书,甚至把自己的打字机都卖了买书,“打字机国内有,有的书国内买不到”。于是,杨敬年回国时,500本书是最值钱的家当。

  骤然成了“右派”,原本工资207元的四级教授,每月只给60元生活费,女儿还在念大学,根本不够花。杨敬年不得不去天祥市场(当时天津最大的旧货市场)卖东西补贴家用。有个旧书店老板说,外文书我都要,5角钱一本。杨敬年没舍得卖。

  不料到了“文革”,学生们推了三个“排子车”闯到杨敬年家里,拉走了所有书。“我住在二楼,他们在楼下喊:‘杨敬年,这些书都是你剥削来的!’”杨敬年说,“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书在天祥市场卖,我才去那买回了几本。‘文革’结束后也发还了一些,让我自己去几屋子书里翻,又找到几本,但大部分都不见了。”

  现在杨敬年家中有10个书架,大部分都是“文革”后买的新书,“准备老了看”。而他也可能真的忘记了年龄:“没想到快100岁时生了一场病,眼睛不行了。最开始用A3纸复印,再拿放大镜看,后来只能让保姆给我读书。最近在读那个比我大两岁的老头(周有光)的书。”

  在资料室“改造”期间,杨敬年觉得自己“很幸运”,还能做一些学术工作——他陆续翻译了4本书,前三本都是以经济系名义出版,没有稿费,直到第四本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稿费和系里分成。

  1979年3月28日,杨敬年平反,又能拿每月207元的工资了,还搬进了学校的高知楼。有人羡慕地说:“看你有多大变化!”杨敬年却觉得:“我还是我,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教书了。”

  原本是早该退休的年纪,71岁的杨敬年却刚刚开始工作。

  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

  似乎是要把攒了20年的精力全部释放出来,在90岁之前,杨敬年做了这几件大事:开创了国内第一个发展经济学课程,撰写《人性谈》,翻译《国富论》。

  杨敬年很实诚,称自己之所以开发展经济学的课,一大原因是被分配到研究非洲经济,“没可搞的,就扩大范围,研究发展经济学”。这门二战之后建立的学科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在国内却还是空白,杨敬年成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人。他撰写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两本各50多万字的教材,每一本都是自己手写,从不让研究生代劳,“他们有自己的任务,不能叫他们给我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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