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物，各有千秋。鲁迅虽然在晚年有一些问题，也写了一些不怎么精彩的文章，但他早年的那些文章还是非常好的，都是经典著作。他和胡适至少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他们都希望中国好起来;第二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古文的底子都很深，在这一点上说，比方说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有些问题胡适的研究比鲁迅更深，鲁迅讲错的地方，胡适给他纠正的也有。
就文章来说，鲁迅和周作人确实都很好，反正两个人是难兄难弟，都是各有千秋。我现在觉得周作人重要的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的见解，周作人对中国历史是看得很深的，但他做了一件绝不能做的事，人可能犯各种错误，有些错误可以犯，有些错误不可以犯，我这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但有些错误我就不会去犯。鲁迅也犯了错误，但鲁迅的错误可以原谅，周作人的错误不能原谅，没有办法，我对周作人也很佩服，但也很为他惋惜，鲁迅有些事情我也为他惋惜!
许广平的书完全没法看
1959年，许广平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对于这本回忆录，朱正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看完之后却非常失望，他没有想到许广平的这本书写得这样差，事实错误触目皆是。后来他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大部分内容就是纠正许广平的这些错误。
许广平在主观上希望把鲁迅说得很伟大，但怎么样能把鲁迅说好她就不知道了。
我举几个例子。冯雪峰在很长时间里是和鲁迅往来最密切的共产党员，鲁迅和党联系中间重要的桥梁，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有一次问许广平：谁可以算是研究鲁迅的通人?许广平说，鲁迅在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通人，最后多少年里恐怕冯雪峰可以算是鲁迅研究的通人。可是到了1957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许广平到会上发言，就骂冯雪峰是一个骗子、欺骗鲁迅、根本不懂鲁迅。
这个时候谁又是最好的鲁迅研究者呢?她又找到一个，是周扬，她说：“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讲稿，就是说鲁迅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把稿子拿给周扬同志去审查，周扬同志就填上3个字，伟大的，鲁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你看他对鲁迅多好。”
到了“文革”时，周扬不行了，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许周扬歪曲鲁迅》，讲了鲁迅当时对周扬不满。鲁迅对周扬不满谁都知道的，可是周扬走红的时候她一直不说，现在周扬垮台了，她就来说了。
《鲁迅回忆录》里许广平专门写了一章讲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到“文革”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她又写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个文章没发表，我怎么知道的呢?周海婴写给毛泽东那封信里讲我母亲去世前就已经在写批判瞿秋白的文章了，就是说瞿秋白把鲁迅说成党的同路人，是贬低鲁迅。
我原来看到她的《鲁迅回忆录》，怀着很大期望，想她应该写一些很珍贵的史料，谁知越看越失望，我不知道的事她说得很少，很多我知道的事情她又说错了。我就写信给她，当时我是右派分子，不好用自己名字，就用我兄弟的名字写信给他，说你的书哪些地方讲的与事实不符。她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不过你是根据文献说的，我是根据回忆写的，我不准备根据你的意见作修改。她这就很矛盾，我也不做声，就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后来我打听到冯雪峰的地址，就寄给他看，冯雪峰看了给我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
从打成右派到研究反右派
在《新湖南报》工作时，朱正和钟叔河是同事，他们也一起被打成了右派。
从戴着右派帽子到成为“反革命犯”的二十多年里，朱正历经了人生困顿和波折，他先是去劳动教养5个年头，后来在“文革”中又被判刑3年去劳改。在劳改的3年中，除了《毛选》没有别的书可以看，也没有人可以聊天，每天的任务就是种茶、采茶叶。
我当右派是在《新湖南报》和钟叔河一块打的。我和他还不单是同事，在新闻干部训练班是同学，在《新湖南报》是同事。1955年《新湖南报》有一个“肃反运动”，要打老虎、打反革命，他和我还有另外两个同事，4个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后来运动慢慢降温，开始说是“反革命集团”，后来说是“反动小集团”，一年以后定案写得非常客气，叫作“思想落后小集团”。措词变了，性质也就变了。1957年都打成右派我就去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回到长沙，到1970年“文革”中“一打三反”又说我是“反革命”，就把我们都抓去了。我判了3年，变成了“反革命犯”，1971年到了湖南洣江茶场，在那里就是采茶叶、种茶，1973年我就回来了。钟叔河判了10年，直到1979年才回来。
因为当右派的人生经历，促成朱正去留意研究这段历史，而又因为邵燕祥的一篇文章，促成他写了一本反右派研究的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很大重视。
我那本书最早是1993年开始写的。有一天我到邵燕祥家里去，他刚写好《1957年中国的梦魇》，讲反右的，大概有万把字，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不过才一万多字，只能够提出一些论点，这是一个大事，应该加上一些史料，恐怕就得写成一本书。”他就说：“你来写怎么样。”我说：“行，我来写，不过要收集资料也很难。”他就把他收集的有关资料借给我，比如其中一本姚文元的文学论文集，批判右派分子的，当时“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他的书在书店和图书馆都找不着了;还有秦兆阳送给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以及学习杂志社出版的一些资料，就是1957年出版的当时批判右派的文章。
对于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先生直言“两家争鸣”已经不再是争鸣，而是变成了批判。谈到反右跟当年延安整风的异同，他认为，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是论述这个题目的一本好书，只是过于依赖文献资料，还有不少想象成分。然而无论延安整风还是反右派，在某种程度上都暴露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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