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在自传中回忆偷听部落理事会没完没了的讨论、以寻求共识的情景。他注意到，酋长的工作“就像一个牧羊人”。
“他跟在羊群的后面，”曼德拉继续写道，“让腿脚最灵便的走在最前面，于是乎其他人跟上来，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被牧羊人从后面引导着。”
这后来也成为曼德拉作为领导人和总统的风格。
曼德拉一生中都与腾布部落王族家庭保持了密切关系，这个部落构成重要的特兰斯凯(Transkei)地区的一个人口众多、具有影响力的选区。他在那里的背景赋予了他对南非部落政治的有益洞察力。
最重要的是，这种背景帮助他处理人口众多的祖鲁族内部致命的分裂 。这一分裂的根源在于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之间的权力斗争。虽然许多非国大领导人妖魔化了因卡塔领导人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曼德拉还是把他纳入新的团结政府，并最终平息了暴力。
曼德拉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维持祖鲁民族和平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布特莱齐是在祖鲁王室中长大的，但他是个侄子，不在直接继承人之列，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地位有着深痛的不安全感。解决办法就是去爱他，直到他接受你。
加入运动
在卫理教会传教士学校和海尔堡大学(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曼德拉的视野开始拓宽。海尔堡大学当时是南非唯一的黑人住宿学院。曼德拉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进大学时仍视自己首先为科萨人，毕业的时候他则具备了更广阔的非洲视野。
在海尔堡大学学习法律期间，他结识了另一位未来解放运动领导人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他们两人1940年因为一次学生抗议而被停学，之后被遣送回家，差点被开除。许多年后，曼德拉回忆起这件事来时说，出于一个次要原则而不愿屈服，其实是“愚蠢”的。
回到村里后，曼德拉发现他的家人给他选了一个新娘。他对那位女子不感兴趣，对一生从事部落管理事务更加不感兴趣，于是他逃离家乡，去了黑人聚集的都市索维托(Soweto)。当时大批年轻黑人背井离乡，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金矿工作。
在索维托，他被人介绍给了房地产商、在非国大中十分活跃的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西苏鲁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他看到这个高个子、带着贵族气质、眼中透着自信的年轻人，立马感到他的祈愿灵验了。
很快，曼德拉以其能赢得怀疑者信任的能力，令其他活跃分子刮目相看。西苏鲁说，“他的起点总是，‘不管怎样，我都要说服这个人’。这是他的天赋。不管接触什么人，不管去哪里，他都带着这种自信。就连他没有充分的理由时，他也能让自己确信他有。”
虽然从未完成法律学位，但是曼德拉与坦博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他还学习业余拳击，天不亮就起来去跑长训练。又高又瘦的曼德拉还有点虚荣。他的着装完美无暇，他对时装的注意多年后将显现在成为他个人标志的优雅、鲜亮、宽松的非洲布衫上。
不耐烦非国大长者的看似无能，曼德拉、塔博、西苏鲁和其他不安分的激进者组织了非国大青年团。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其泛非洲民族主义之强烈，令他们的一些非黑人同情者感到不舒服。
非洲主义还是非种族主义：在当时的解放思考中，这是最大的分歧所在。黑人觉醒运动(其最著名的烈士是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认为，在非洲人能够在一个多种族社会占一席地位之前，必须首先重建他们的信心与责任感。
有一段时间，曼德拉也被这种自我满足说所吸引。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对白人、而不是对种族主义感到愤怒。我虽然不准备把白人都扔进大海里，但我会高兴地看到他登上自己的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
由于坚信黑人应该自己解放自己，他加入朋友的行列，冲击了共产党的会议，因为他把共产主义视为舶来品，不是非洲的意识形态，还有一段时间，他坚持非国大与印度人以及混种人的政治运动保持距离。
“这是那时候年轻人中通行的做法”，西苏鲁多年后说。但他说，曼德拉从来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任何一种教条的空想家。他是个行动者。
他也已经是一位大胆的自信者。
与曼德拉在非国大青年团一起工作过的乔·马修斯(Joe Matthews，他后成为对手因卡塔运动中一个温和的声音)1952年曾在一次正式晚宴上听过曼德拉讲话，马修斯预言，他将会成为自由南非的首任总统，这在当时的听众看来相当傲慢。
“他不是个理论家，而是个行动者，”马修斯在接受电视记录片节目“前线”的采访时说。“他是个干事的人，他是个随时准备第一个志愿去做任何危险或困难之事的人。”
成立青年团五年后，这些年轻一代的反叛者策划从老一代人手中取得了非国大领导权。
在索维托担任年轻律师的年代，曼德拉与年轻的护士伊芙琳·恩托科·梅思(Evelyn Ntoko Mase)结了婚，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只活了九个月。然而，他的政治活动，使得他与家人聚少离多。还有一个因素加剧了他们的紧张关系，那是他的妻子加入了耶和华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es)。这个教派禁止会员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他们的婚姻越来越冷淡，最后突然终结。
“他说，‘伊芙琳，我感到我对你不再有爱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多年后在一部记录片访谈中回忆说。“我把孩子和房子都给你。”
之后不久，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诺查莫·温妮芙里德·马迪基泽拉(Nomzamo Winifred Madikizela)，一个比他小16岁、风采出众、意志倔强的医疗社会工作者。曼德拉对她一见钟情，在他们首次约会时就宣布要娶她。1958年他娶了她，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正因叛国罪接受马拉松式的审判。他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场动荡不宁的结合，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也在全国的瞩目之下，上演了一场被迫分居、献身、悔恨、乃至敌对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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