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结束，胡锦涛、温家宝十年任期结束，开始了习近平、李克强主政的新时期。如何开启习李新的时代，需要对刚刚过去的时代，即胡温时代，包括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存留的问题进行认真总结，有一清醒认识，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启新时代。

　　一.胡温任期的主要成就

　　1.经济增长成就显著

　　胡温十年，最值得自豪的是经济成绩单。经济总量从10年前的10万亿人民币跃升到52万亿，十年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2年的1000多美元提升到2012年的6166美元(人均38852人民币)。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2年的11%以上，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排序从世界第六位跃居到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跃升到上中等收入国家。

　　胡温十年，中国深深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很可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国。2001年，中国全年货物进出口贸易只有6千亿美元，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2012年则达到3.86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贸易大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全年出口占全球份额升值11%左右。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在全球地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十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积累的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意义是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又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2.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胡温10年，虽然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但社会建设也有突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包括，2006年1月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免除了延续2千年的农业税，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胡温执政十年的标志性政绩。事实上，农业税也早已不是财政的主要来源，废除农业税在世界上已成趋势。但如此快速地全面废除农业税表明了政府的决心--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也使得中国饱受争议的横亘在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了松动。建立了低水平却是广覆盖的社保体系，特别是在农村大力推进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因而改善了民生。以“新农合为例”，2004年只有8000万人参保，到了2010年，就有8.36亿人参加，参保率达96%，基金支出也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这背后是财政的大力支持--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用于“新农合”与“新农保”的补助支出分别是1738亿和649亿。农民参保费用的自筹率也从数年前的35%降到了20%左右，保额也大大增加。此外，城镇地区的居民享受低保、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的覆盖率相比十年前均有了很大提升。对于整体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让中国最底层最贫困的人群，有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应当看作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对提升政府的合法性和提升政府的权威有着积极作用。

　　胡温十年，高等教育领域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项重要成就是推动并实现了自1993年起就一直试图达到的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4%用于教育。在推动教育行政管理的地方化方面也迈出了步伐，地方政府逐渐掌握了高等院校的管理权。例如，省级以及其他地方政府管理着超过1500所院校，而中央直属院校仅有111所。此外，在破解教育领域行政化方面也作出了积极探索，例如，温家宝总理在众多场合都主张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此外，城镇化进程有了快速发展，200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只有39.1%，而到了201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则达到了52.6%。十年间，城镇化水平提升了13.5个百分点，年均达到了1.3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35年间城镇化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每年有1000多万中国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城镇化总体规模的提升，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绝对数，每年已经超过1500万以上，这几乎是欧洲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既对经济持续增长起了重要保障作用，同时也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最为迅速、高歌猛进的时代。

　　3.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开始破题

　　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应当是为本国公民提供较为充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政府。上届政府在这方面为此付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政府的职能转变有了重大突破。从无所不为的全能政府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承担相应职能的有限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和方向愈益明确。特别是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开启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有了实质性的一定程度的推进。

　　阳光政府建设开始破题。现代政府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只有政府的信息和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错误和官员腐败，使政府的行为能够有一个明确预期，进而建设一个清明政府和清廉政治。2003年北京非典，胡温十年执政开头便遇上了大考。在经历了疫情之初的瞒报风波之后，中央政府迅速公开非典疫情，自此，政务公开不断推进，成为胡温十年执政的重要主题。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行，政府预算公开，其内容不断充实，目前已渐为常态。政务公开的好处显而易见，只有政府的信息和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为人民监督政府提供了充要条件，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错误和官员腐败。

　　2003年非典带来的另一个制度变化，便是大力推进了官员问责制度：一场疫情，让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同时下课，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此后，各种“问责风暴”不断袭来，且问责制度正努力趋于完善。只有严格对官员进行问责，官员才不敢懈怠，才会勇于承担责任。只有官员下台都是因为行政过失或其它问题，民众才会相信这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此外，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例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城镇居民的就业，等方面，政府的努力也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

　　胡温十年，所交出的这份成绩单实属不易。这十年，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十年。很多人已习惯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而忽略了胡温团队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此外，中国农民等普罗大众群体，几十年来，几乎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相对以往，胡温十年，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力度是空前的。比如减免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教育，增加农民收入等等，并努力在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进展。

　　二.留下的遗憾与不足

　　胡温十年，在经济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时代的局限、利益集团的掣肘以及自身视野所限等因素，也留下了包括政治改革滞后等一些遗憾和不足。从推进政府工作考虑，这些遗憾与不足集中在有以下两方面：

　　1.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展缓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扭曲

　　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政府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制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划，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即建设一个法治的市场环境;二是建设一个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即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政府。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导。政府权力过大，政府直接支配了市场，它取代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基础，形成了“半政府”或“半计划”的特征，市场自身潜能和效率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以及保留较多的行政审批权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而这也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腐败的制度原因。此外，由于国有企业对一些行业的高度垄断，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平等进入，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以国有银行为例，国有银行占了中国整个存贷款的70%，他们服务对象是大企业，这使得中小微企业缺钱、缺贷款、缺资金，但民间金融机构却往往缺乏合法性和法律地位，在此情况下，国有银行的服务即使不到位，也不影响他们获得丰厚利润。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展缓慢，甚至在一定程度的扭曲，所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国家统计局之所以公布这组数据，可能与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数据有关。按照他们的调查，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按照诸多学者的观点，如果把各种隐性收入也考虑在内，后一种数据可能更为准确。但无论官方或民间的数据，仍然反映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高位运行。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大，虽然有诸多因素，但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不完善可能是其中主要因素。这包括，初次分配难以体现市场公正，由于政府和资本的强势，要素市场中劳动所占份额被过多挤占，由于财税体制和资本市场的缺陷，也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由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缺陷，人们获取资产后增值、贬值因素，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差距要大。例如，廉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而迅速致富，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由于公共产权制度的缺陷和税收体制的缺陷，导致了本来很大一部分属于全民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

　　2. 发展方式转型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政府权力过大，也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非常困难。由于各级政府有过多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通过投资主导，唯GDP至上进而大干快上，使得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向依靠人力资本，依靠知识，依靠技术，依靠效率的集约式增长转变就很难进行。

　　胡温十年，虽然取得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成就，但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方面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高污染、高排放和高耗能的企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加速发展，就使得中国成为“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

　　此外，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虽然近年来，也将推进服务业的发展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6%。较2011年的43.1%提高了1.5个百分点，但横向比较，目前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目前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发展仍属于明显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也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发展方式转型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一个明显表现是，就是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渡依赖。中国经济持续十年高速增长，虽然在全球经济位序上实现了连续跨跃，但由于创新不足，以及能源利用绩效过低，十年时间，不仅使自身跃居到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前列的国家，也使中国相当多的地区面临严重的环境染污。

　　发展方式转型艰难也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密切相关。由于政府主导，中国各级政府成了不同层级的公司，科学发展观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唯GDP至上进而大干快上成为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主旋律。在这10年，各地上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致使人们生存的家园，被严重破坏，环境全面恶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污染的威胁，近期在华北地区肆虐横行雾霾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此外，在这10年里，因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日渐增多和激化的趋势。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过渡依赖，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日益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发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并已走到尽头。

　　发展方式转型艰难也反映在外向型经济中。虽然中国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并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利用自身二元结构中农村劳动力廉价优势，推动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铺天盖地的渗透，使外贸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创新严重不足，中国的品牌和专利在全球的影响有限，中国制造的所获取的利润十分有限。

　　胡温十年，留下的上述两方面的遗憾和不足，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政治改革滞后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由于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公权力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不仅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的建立，也败坏了社会风气。虽然主政者也想极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平民出身的温家宝总理在多种场合强烈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诸多势力的阻扰，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这种努力在很多人看来，尤如西班牙塞万提斯小说中的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笔者在对这种努力表示深深敬意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努力确实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此外，旧有的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没有得到认真清理，由于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的无视和对市场经济内在规律认识不足，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民营经济的作用的缺乏正确认识，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的正确定位，迟迟不能落实，这也因此极大影响了市场经济潜力的发挥和效率的提升，影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新四化，新政府工作基调

　　习李上任，能否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成就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人们寄予期望。笔者以为，新四化建设，即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不同于党的18大提出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应当作为习李第一任期主政的主基调。

　　1. 市场化，重在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好政府作用

　　所谓市场化建设，实际上就是通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作用，进而使市场经济内在潜力得到充分释放。

　　党的18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尊重市场规律，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样也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使政府主要职能限定在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两方面来。

　　市场化建设，目前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如何充分发挥民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民有经济的作用，虽然对其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但至今并没有到位。对民有经济的歧视随处可见，重庆的唱红打黑，对民有经济的打压，实际反映了旧有的意识形态对民有经济根深蒂固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和偏见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因此，要充分发挥民有经济的作用，如果不能对旧有的意识形态进行认真清理，民有经济健康发展是难以得到充分实现的。要发挥民有经济作用，还必须对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弥补市场失灵和提升国家和民族竞争力的手段。按照这一定位，国有企业就必须从一般竞争领域中退出，垄断行业逐步向民有经济开放。只有这样，民有经济才会有一个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潜力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二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的问题是，政府一方面权力过大，做了很多不应当做的事，同时另一方面又严重缺位，很多应当做的事没有做。由于政府主导经济，也使得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就造成一种寻租的环境，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越来越蔓延，越来越严重。道理很简单，政府权力过大，政府直接支配了市场，它取代了市场的配置资源，造成了“半政府”或“半计划”，很多问题因此产生。政府权力过大，就会形成资本精英和权力精英的勾结，形成了普遍的腐败现象，问题的症结正在此。推进政府改革，核心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

　　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法治的市场经济，其基础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以及严重滞后，就使得中国市场化建设，在这方面的推进还有相当大的难度。

　　因此，市场化建设，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应当在上述两方面有所突破，同时伴有政治体制改革。若如此，中国的市场化建设将迈上新的台阶，并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在"新四化"建设中，市场化建设是重中之重，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要领域。

　　2.全球化，重在提升中国整体创新能力

　　35年的改革开放，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中国经济所走过的路，就是复制模仿，或者也可称为拿来主义。而复制模仿或拿来主义，可以使后发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大，且处在经济转型阶段，在利用后发优势上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这也是我国能够在较短时间时内，经济持续增长并在经济总量上迅速赶超很多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

　　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问题，当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后发优势不再，中国如何走上创新发展的道路，以摆脱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渡依赖，克服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的缺陷。要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这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打造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形成一整套的有利于创造型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等等。而要培养创造型人才，又涉及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创新型文化的培育，鼓励异想天开，允许失败等宽容文化氛围的建立等等。

　　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也有一个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自身形象，提升中国对外管理水平等问题。这实际上都是提升中国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当然要考虑自身利益，但更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原则，而这些原则应当与国际社会通用的原则相适应。一个在国际舞台上讲原则的国家，才会有更多的朋友，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这也有利于中国更深入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此外，随着中国在国外投资的增长，中国人在国外建工厂，雇佣当地工人，其管理水平也必须不断提升，必须融入所在国文化，充分考虑雇员的合理的利益诉求，等等。

　　如何克服上述问题，从过度依赖投资和资源消耗转向在创新基础上的内需和外贸齐头并进的经济发展，对新一任政府无疑是严重考验。

　　3. 城镇化，重在提升城市质量

　　胡温十年，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但存留的问题是，城镇化的质量如何提升?这就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步伐，使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权利上享受与户籍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例如在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与服务上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同样的待遇，这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对促进内需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统计数据中，包含了大量在城镇工作的流动人口，即在外务工6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亿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亿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这些外出农民工：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指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他们计入城镇人口中。剔除这部分外出农民工，中国城市化，即“纯城镇化率”，也即非农户籍的人口的城镇水平只有40%。这也意味着，由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经济政治诸多权利上与城镇户籍人口上的不平等，约13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是有水份的，其质量有待提升。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权利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不平等、劳动待遇差、政治权利受损、社会保障欠缺、子女受教育权没有保障，医疗卫生、文化设施欠缺等，这些对他们均构成日益坚固的壁垒。有学者统计，在户籍制度上城乡之间不平等福利竟达65种。

　　中国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权利上的不平等，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这也是导致中国社会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例如，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按照全国妇联的调查统计，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4000多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带来的问题有，农村中的一些恶性事件中，例如溺亡，多数系留守儿童。此外，农村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父母进城打工，照顾孩子的责任就落在老一辈的身上。农村的爷爷奶奶本身的文化水平就不高，辅导孩子往往力不从心，由于缺少早期教育和正确引导，不能很好照看，带来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也较多。此外，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妇女问题也较为严峻，而这与户籍制度的改革都密切相关。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进城的农民工如果不能尽快融入城市，会影响农民工自身的幸福感，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要提升城市化水平，重要的是提升质量，让进城的农民工，也能够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这同样需要推动经济和社会，包括政治体制多方面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

　　4.工业化建设，重要的是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

　　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5.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分析，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中期，但同时又在向信息化快速迈进时期。

　　对工业结构变动进行分析，可以将工业化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即轻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化阶段和技术集约化阶段。它们大致对应于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就总体而言，中国目前正处在从重化工业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时期，在一些经济发展地区，例如上海、北京，正向工业化后期迈进。但就总体而言，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迈进，还有一段较长距离。差距就是潜力，在这一进程中，重要的是通过改造和提升现有制造业，提升产业结构的质量。通过调结构，特别是降低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扶持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几乎相差30个百分点，其巨大发展潜力成为中国进一步增长的动力。而信息产业跨越二、三两大产业，其自身发展已逐渐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改变世界面貌的主要角色。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工业化的发展，也即新型工业化的过程，是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途径。由此，如何借鉴发达国家后期工业化特点，推进服务业和加工业的融合，这对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一项重要挑战。惟如此，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研究、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中间的加工环节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的“微笑曲线”。20世纪制造业的一项革命性变化是它与服务业的一体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孪生子”，其深度融合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与动力。要推进两者的深度融合，就需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建立能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加快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即通过信息产业的服务提升各行业的效率。

　　加快新型工业化建设，将会极大推进中国工业化水平，提升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进而提升中国经济整体质量。

　　此文曾刊登在《中国改革》2013年第4期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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