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就业与社保中心提出，到2030年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延迟到65岁，再造质疑。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大龄劳动力不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就业就会受到影响。
关于退休年龄，至今争论不休。但从官方表态来看，延迟退休已经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关键在于延退的实施细则。人社部发言人尹成基在回应弹性退休制度时表示，许多国家在调整退休年龄时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政策，这对中国是个借鉴和参考。
“一个16岁参加工作的人，最优退休年龄为64岁;一个博士研究生，参加工作年龄为28.5岁，最优退休年龄为65岁。”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永勇认为，整个社会的退休年龄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层特征，最优退休年龄亦存在差异。
在刚刚完成的《不同社会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与相关政策调整研究》(以下称“研究”)中，孙永勇根据在退休年龄选择上较为显著的差异，将相关群体大致划分为权力阶层、技术阶层和一般阶层，并针对每个阶层设计相应的法定退休年龄。
孙永勇指出，通过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调整，以帮助人们实现合理的意愿，放弃不合理的意愿。但同时他特别强调，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推迟退休就需要十分慎重，这有可能导致腐败，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权力阶层及时交出权力
拥有权力，掌握资源，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的权力阶层往往比较理性，一般会考虑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因素，从而做出退休年龄选择。对于他们而言，虽然权力、收入和声望三者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有时候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权力处于核心位置。
虽然其中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再就业获得一定的收入补偿，或者从闲暇中获得快乐作为补偿，但对其中许多人来说，失去权力所带来的声望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心理落差，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对这些人来说，提前退休意味着提前失去权力，支持推迟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权力阶层通常会选择推迟退休，既有可能是认为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还可以为社会多做些贡献，也有可能是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考虑到前一种情况确实普遍存在，政策应该允许他们其中部分人推迟退休;如果考虑到后一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腐败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推迟退休就需要十分慎重。
另外，对于权力阶层，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代际更替问题，顺畅的权力交接有助于提高组织或机构的活力和管理效率。
孙永勇在研究中提出，可以对权力阶层实施这样的退休政策：第一，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应该在法定最低退休年龄(59岁)时让出手中的权力，并在达到标准退休年龄时退休;第二，对于其中的拥有特殊技能或知识的人，虽然也需要在达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龄(59岁)时让出手中的权力，但经过特定的审批程序，可以在达到法定标准退休年龄(64岁)之后继续工作，直到达到法定最高退休年龄(69岁)时退休;第三，对于其中极少数达到一定的级别或者具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经过更为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在达到法定标准退休年龄(64岁)或法定最高退休年龄(69岁)时再让出手中的权力，并退休。
鼓励技术阶层推迟退休
自身掌握有专门知识或技术的技术阶层，比如医务人员、工程师等等，通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比较理性地做出退休年龄选择。
正是由于掌握有专门知识或技术，这个群体的再就业能力比较强，而且，只要身体健康，这种再就业能力通常不太受到年龄增长的束缚，而是更多地受到知识或技术进步的束缚。
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可能选择是：只要政策允许就提前退休，一边领取退休金，一边再找一份工作获取工资收入。
技术阶层在选择退休年龄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边拿退休金边拿工资;二是留恋自身因拥有技术而逐渐获得的权力;三是考虑为子女留遗产等家庭因素。
前两者是不合理的，边拿退休金边拿工资，不仅不利于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对其他求职者不公平，而且，退休后获得双份收入，往往又不缴纳各种税费，对其他就业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至于其中一些人对权力的留恋，也许包含有合理的理由，但通常会减缓人才的代际更替，影响所在领域的技术创新与进步。
针对这部分群体，孙永勇认为，政策可以通过扩大个人账户缴费在总缴费中所占比例、增强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年限的关联度、根据延迟年份递增基础养老金等方法，鼓励推迟退休;第二，推迟退休也应该有限度，如果以64岁为标准退休年龄，至多可以推迟到69岁(即法定最高退休年龄)，以免影响就业和技术进步;第三，推迟退休者可以继续发挥自己在技术或知识方面的特长，但应该放弃相关行政性权力;第四，建立举报制度，防止部分人在领养老金的同时从事全日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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