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和工业革命前不同，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看，都是拜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所赐。因此，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定以知识创新为基础。
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和工业革命前不同，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看，都是拜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所赐。因此，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定以知识创新为基础。
思想市场是一个针对知识而言的要素市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把市场力量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是源于对市场本身的误解，它狭隘地理解市场，把市场和金钱画上等号。其实市场是多样的，很多市场不靠金钱投票。市场的本质是鼓励多元化和异质性。
科斯生前一直看好中国，坚信“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但中国靠什么而奋斗?唯有知识创新才能担此重负。思想市场是中国改革绕不开的坎。
中国改革是一个典型的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内生型制度变迁。其一，虽然改革和开放几乎同步，尤其是西方科技、资本、管理方法和市场对推动改革功不可没，但中国改革的原动力是内生的，改革的目标也不是从外引入或由外部力量强加的。而且，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演变。改革中的新兴力量，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把改革一次次推向新的起跑线，从而开拓新的改革空间，孕育新的改革力量。其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仍然举足轻重，政经界线仍然不明，市场也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管制，但是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它是体制内外力量共同努力，交错影响的结果。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逐步释放市场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把经济从政治权力圈和意识形态网中解放出来，让经济的自行规律在神州大地畅行。
内生型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催化剂是观念、思想和知识。在改革之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习惯了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生活的国人来说，不啻于一次“思想大解放”。这场全民参与的争论破除了意识形态对思想的钳制，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次思想解放，后面的改革不仅寸步难行，而且不可想像。在改革的第二个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搁置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控制，为民营企业打造合法的生存空间，把改革推向了另一个高潮。一旦国人跳出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知识的贫乏，包括市场经济的种种制度知识和工业化所需的技术知识，便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制约条件，而打破这个发展瓶颈的是区域竞争。由于经济分权，区域竞争的一个关键副产品是提高了发现和传播知识的速度。
为什么新的思想和知识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引发内生型制度变迁呢?这要从知识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说起。在早期人类社会，知识就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狩猎和采摘社会，基本的地方知识—如何捕获猎物、什么样的野果可食、何处有饮用水、如何保存食物以及怎样逃避天敌等等，这些是生存的必须。我们可以断言，知识的积累和使用一定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一个重要演化优势。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爆炸性增长。与地方知识不同，科学和技术在时间和空间纬度上都有较大的普适性。简而言之，科学包括有关现实的经验知识和对现实的理论解释，这个现实可能是物理世界(宇宙)，也可能是生物世界(生命)，或是人类社会。科学试图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是什么，它如何运行以及背后的为什么。而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它既包括智能手机、抗菌素，也包括公共政策和法律。
根据所涉及的对象，科学一般分为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有同样的普适性，每一门科学的普适性取决于其理论解释的参透力。目前来看，物理科学知识具有最高的普适性，而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适性较低，生命科学知识居其中。
物理科学和技术，从钟表到卫星，对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难怪西哲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物理科学及其在科技方面的应用。自从上世纪中叶DNA被发现之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大有赶超物理科学之势。相对而言，社会科学进步缓慢。经济学虽然自诩是社会科学的皇冠，但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踯躅不前。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在今天的大学经济学课堂，老师仍可沿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做教材，不会妨碍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传授给学生;但是没有生物学老师可以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讲授现代生物学，更没有物理学老师用牛顿的著作给学生传授现代物理学。现代生物学已经超越了达尔文，现代物理学更超越了牛顿，而现今的经济学仍没有走出亚当·斯密的影子。社会科学发展如此迟缓，以至于人们产生种种误解。其中一个最通常的表现是漠视社会科学，无视经济规律，甚至完全否认社会价值和政治理想的普适性。这样的恶果是社会科学泛政治化，导致强权即真理。教皇或者国王僭越职分，自封为知识的权威，以一己之好取代学术争鸣。这无疑给社会科学的发展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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