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产阶层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社会转型的重要议题
2013年美中关系全国主任李成(Cheng Li)在其编著《“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导论中认为：“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讲，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而奥巴马总统的中国顾问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则为该著作序中指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对于中国的内部前景、对于世界经济，甚至对于世界遏制气候变化的能力，都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从现代社会发展考量，中产阶层的崛起与发展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应是稳定、健康的社会。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公民权利的觉醒。因此中产阶层成长不仅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
有关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取向与功能的探索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有学者甚至认为围绕中产阶层这一主题就可以写出“一部完整的政治社会学史”。《中产阶层与社会发展——中国模式下的问题与挑战》(何平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在比较研究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的“稳定器”说、“颠覆器”说和“异化器”说等理论进行了研究梳理、反思与修正，从而作出了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分析，提出“他们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矛盾和变量，而中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冲突与变数也将是一种常态”，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壮大面临着以下挑战：一是迅速壮大的趋势与有限的社会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二是多元异质的整合与分化之间的冲突;三是中产功能与行动之间存在距离;四是社会联系约束与需求的冲突。该著认为，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中产阶层是曲折中的发展变数;这种变数蕴含在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两面性之中，而这种两面性是整个社会转型冲突在中产阶层身上所留下的特征。
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各种内在冲突并非是不可改变的阶层属性，而是其特殊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全方位的内在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许多社会情景的外部约束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体制的惯性延续和某种程度上不健康、不道德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挤压，并且这种约束条件本身又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中产阶层的内在冲突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冲突导致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会随着社会转型中许多根本矛盾的逐步解决而消解，或者由于社会转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剧中产阶层发展的内在冲突，或者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而导致中产阶层发展的新冲突。
成长面临困境
从当前转型社会发展考量，中产阶层多元、多样、多变的活跃思想具有独立性、开放性、理性务实等特点。然而当前中产阶层在资源配置、阶层流动、机会公平以及维权等方面面临受侵蚀、剥夺与排斥的困境。如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日渐分裂为“城市—农村”两个世界，以及“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这“四个世界”的割裂不仅造成了中国资源分布的极大不平衡，而且“四个世界”的区隔潜伏着新的社会不稳定。社会分化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导致社会身份的混乱，同时带来多个参照系的混乱。
例如，在当前社会，许多本该是“赢家”的大学毕业生和中产阶层，尽管从事的是信息技术、金融等优势行业，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所在城市的平均水平，却在“四个世界”的比较中，自认为是“IT民工”和“社会底层”。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主要并不是因为“相对剥夺”，而是面对不同世界的资源垄断和机会阻隔而产生的一定的不满，是一种“无声的抗争”，这种情绪很难通过群体内的平均主义来得到缓解。而恰恰是这种集团分割的自我感知，进一步凸显了不同集团的巨大差异和无法逾越的区隔，“四个世界”的分裂说明社会的巨大分割有可能使得处于上升期的新兴中产阶层面对不同世界的“阻隔”与“屏障”产生强烈的“天花板”和“区隔”心态，或许会成为社会不满的主要力量。最新的研究已经证明，当代全球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社会底层，而是那些对社会预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的“沮丧的中产阶层”。又如樊纲等著《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江苏省社科重大项目，并获中宣部重点项目资助)对中产阶层中的企业家群体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状况的调研数据显示，在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状况下，既便是改革开放红利受惠最多的企业家群体中，也有一部分面临社会价值取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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