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6日晚上，马克龙夫妇在巴黎一场演唱会的私人包厢里鼓掌、跳舞。第二天，法国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利摩日那座143年的市政厅烧到钟楼坍塌。包厢与街头之间隔着的那个晚上，其实隔着的是九年。法国人走上街头的愤怒，不是从这场演唱会开始的，而是从一系列被强行推出、又被现实击穿的政策开始的。马克龙不是没有改革，问题在于，他的改革要么在推行时把社会撕开一道口子，要么在推行后自己站不住脚，要么两者同时发生。到了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些政策留下的不是遗产，而是一张写满未完成和已撤回的清单。

　　养老金：强行通过，然后搁置

　　第一笔账是养老金。2023年，马克龙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到64岁。这项改革没有经过国民议会表决，政府动用宪法工具强行通过。消息传出后，法国经历了数周的全国性罢工和街头抗议。马克龙当时的说法是，他宁愿选择“国家整体利益”，而不是民调支持率。

　　从财政逻辑上说，法国养老金系统的赤字是真实的，提高退休年龄在经济学家眼中并非无理之举。但问题从来不只在经济逻辑。改革绕过了议会投票，等于把一项触及每一个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决定，变成了一道由总统单方面签发的命令。街头抗议被压下去之后，改革在纸面上生效了。然而到了2025年10月，总理勒科尔尼宣布，这项改革将暂停到2027年总统大选之后。暂停的代价是高昂的：2026年花费4亿欧元，2027年达到18亿欧元。一项被标榜为“标志性政绩”的改革，在推行两年后被自己的政府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对“改革成功”最诚实的否定。

　　更值得追问的是，暂停不是因为经济上不需要改革了，而是因为政府需要左翼议员在不信任投票中放它一马。马克龙当初强行通过养老金改革时，没有赢下议会的支持；后来暂停它时，同样不是出于政策判断，而是出于政治求生。一项关乎国家财政长期健康的核心改革，先被权力强行推出，又被权力仓促收回，留下的只有被反复撕扯的社会信任。

　　移民：承诺与执行之间的巨大缺口

　　养老金是强行推进又撤回，移民则是承诺了却做不到。马克龙在2019年承诺，法国的离境令执行率要达到100%。到了2026年，实际执行率仍然停留在10%左右。也就是说，每十个被要求离开法国的人里，有九个没有走。2025年，超过38万非欧洲国民首次获得法国居留许可，比上一年增加约11%，而这个数字自马克龙上台以来一直在稳步攀升。需要说明的是，这38万余人中人道主义类(难民与辅助保护)是主要增长来源，并非单一的经济移民通道。

　　这些数字指向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政策失败：法国可以发出离境令，却无法执行离境令；可以承诺控制移民，却在合法与非法两个渠道上都失去了节奏。202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71%的法国人希望重新引入边境管控。这种民意压力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十年政策落差累积出来的。

　　当然，把法国的移民问题全部归因于马克龙个人，是不准确的。家庭团聚政策始于1976年，边境管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申根框架和欧盟法律，宪法委员会也多次以权利理由否决更严厉的移民措施。但恰恰是这种“制度约束”的存在，让马克龙政府的失败更加具体：他在竞选和执政中反复承诺“控制”，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在欧盟层面推动出有效的边境机制，也没有在国内把已有的离境工具执行到位。承诺与交付之间的缺口，最终变成了极右翼的政治燃料。

　　取消富人税与“黄背心”：一场关于公平的信任断裂

　　如果说养老金和移民是“做了又退”和“说了没做到”，那么税制改革留下的则是一道关于公平的伤口。马克龙上台后最早做的事情之一，是取消团结财富税(ISF)，改为只对不动产征税的房地产财富税(IFI)。支持者的逻辑是，ISF促使资本外逃，取消它可以留住投资、创造就业。反对者的逻辑则简单得多：一个新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给最富有的人减税。

　　这场税制改革的后续影响，比减税本身更深远。2018年，政府计划提高燃油税，触发了“黄背心”运动。抗议者的核心愤怒并不只是油价，而是一种更直观的感受：给富人减税的钱省下来了，给普通人加税的钱却要从油箱里抽。法国媒体当时就在问，取消ISF是不是马克龙五年任期的“原罪”。从政治感知上说，这个判断并不夸张。取消ISF本身在财政上是否划算，经济学家可以争论；但它在社会心理上造成的信号是清晰的：这位自称“既非左也非右”的总统，在分配天平上被广泛认为倒向了另一端。

　　到了任期尾声，为了填补赤字，政府又对大型企业施加了临时性的税收附加，等于部分逆转了马克龙此前七年的财政路线。先给富人减税，再向企业加税，中间夹着一场黄背心运动——这条轨迹很难被读成一套连贯的、可预期的政策哲学。

　　解散议会：一场把制度本身变成问题的豪赌

　　税制改革伤的是公平感知，解散议会伤的则是治理能力本身。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国民联盟大幅领先马克龙的执政党。马克龙随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他的赌注是，法国选民会在立法选举中用选票挡住极右翼。结果，极右翼没有赢得多数，但左翼联盟、中间派和极右翼三分天下，没有任何一方拿到绝对多数，国民议会陷入悬浮状态。

　　马克龙后来在新年致辞中承认，解散议会的决定“造成的分歧比解决的问题还多”，并表示他对此负有责任。一个总统公开承认自己解散议会是一个制造更多问题的决定，这本身已经说明，这场豪赌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失败的直接后果不是某一条政策被否决，而是整个治理机制被拖入了低效运转：政府在议会中没有稳定多数，推动任何预算或改革都要面对不信任投票的威胁，总理职位在短时间内反复更迭。马克龙曾经用来绕开议会阻力的宪法工具，在悬浮议会里失去了威慑力，因为反对派已经不再害怕重新选举——他们甚至期待重新选举。

　　经济：增长靠债务，改革靠强推，成果在退潮

　　上述政策失败叠加在一起，最终反映在经济账本上。马克龙执政初期确实交出了一部分经济成绩。劳动法被松绑，企业税从33.3%降到25%，失业率从2017年的9.5%降至2023年前后的7.1%。但这些早期成果没有持续到第二个任期。到了2026年，失业率重新回到8%以上，2025年经济增长不到1%，2026年预测进一步放缓至0.6%左右，公共债务占到GDP的120%。法国审计法院估计，2020到2022年间的危机应对和刺激支出花掉了约1900亿欧元，能源危机应对又花了约720亿欧元。彭博社在总结马克龙近十年执政时，直接把法国称为“欧洲最薄弱的一环”。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马克龙“没有改革”，而在于他的改革带来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公共债务补贴出来的，而不是结构性的生产率提升。一些法国企业界人士的评价大意是：马克龙知道该做什么，但没做成，甚至部分毁掉了自己的努力。养老金改革被搁置，企业税路线被部分逆转，政治瘫痪让后续改革失去了推进空间。一个以“改革总统”自我定义的领导人，到最后留下的最确定的东西，不是改革成果，而是一套被反复推翻的决策记录。

　　把这些政策放在一起看，一条共同的线索就浮出来了。马克龙的失败不在于他从不改革，而在于他反复选择用技术官僚的判断代替政治协商，用强行通过代替社会共识，然后在现实压力面前又把曾经强行通过的东西撤回。养老金如此，移民执行如此，税制信号如此，解散议会更是把这种决策模式推到了制度层面。每一次撤回都在告诉法国人：那些被称作“不可回避”的改革，其实是可以被政治需要推翻的；那些被称作“国家利益”的决定，其实是总统一个人的赌注。

　　包厢里的掌声之所以刺耳，不是因为法国人要求总统永远愁眉苦脸。真正的问题是，当街头的火光烧起来的时候，人们回望这九年，发现自己被要求为一个又一个“必须做”的改革付出代价，而那些改革要么半途而废，要么从未兑现承诺。马克龙不会辞职，也很难被赶下台。但他的政策清单已经提前给出了答案：下台难，被信任更难，因为信任不是被一场骚乱冲垮的，而是被一项又一项站不住的政策，一点一点耗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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