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经历了20 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性社会主义挫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加快,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性也日益明显,历史给社会主义正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21世纪来临之际,美国研究未来国家安全问题的总统委员会邀请了一些学者展望今后的20年,结果是,学者们“看到了世界将来的混乱,于是他们推断,从远古时期就一直存在的极权主义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制度将卷土重来——不论是以新法西斯主义还是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国《华盛顿时报》2000年10月12日文章)剥离这段话中的攻击性成分,人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复兴。
在21世纪,当社会主义开始复兴时,它的内部构成肯定比20世纪要复杂得多,更加呈现出“马赛克”形状。如果强求社会主义理念的一致性,像当年那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那就会再度陷入自相残杀之中,这时候,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就会与民族主义考虑又一次纠缠不清,底线又会被突破,帝国主义则因为它们的泛民族化大联合而再次得分。
其实,毛泽东在当年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要求,另一方面在与柯西金谈话时(1965)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政党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真正坚持这样的辨证观,历史才显得是在螺旋式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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