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
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贪污来的钱，王守信并没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当一部分用于向上级部门行贿。王守信利用权和钱，编织了一张腐败之网。这也说明，腐败，在那个时候，也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同样是1979年问世的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也让人看到“文革”期间的官员是怎样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今天的一些人，他们之所以认为“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是以为那时的“群众造反”是有效的反腐方式。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造反派”在夺得权力后，在敛财渔色上往往更肆无忌惮，更穷凶极恶。“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本质上也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阿Q如果以“造反”的方式成了未庄的主宰，他将怎样夺取财物和女人，已由他自己做了预告。而“文革”期间以“造反”的方式夺得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正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成功了的阿Q。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王守信，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中的那个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也是靠“造反”夺得权力的。如果说王守信到1971年才开始他的“贪腐事业”，那《李顺大造屋》中的这个“文革主任”，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了。为了让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明白那时候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我还是照抄小说中的几段:
李顺大想得太落后了，在文明的时代里，文明的人是无需使用那野蛮手段的。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腰里插着手枪，肩上挂着红宝书(引按:“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今天一些歌颂“文革”的后生，恐怕未必知道。)由生产队长陪同，到李顺大家做客来了。原来他是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很讲义气，知道李顺大要造房子买不到砖，特地跑来帮助解决困难。他大骂了一通走资派刘清不替贫下中农谋利益，现在则轮到他来当救世主了，只要李顺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钱来，他负责代买一万块砖头，下个月就可以提货。这话说得过分漂亮，原是值得怀疑的。但李顺大却认为，彼此都住同一大队，虽然没有交情，也三天两头见面，从前也不曾听说过这人有什么劣迹，现在出来革命，总也想做点好事，不见得马上就骗人。况且又是生产队长同来的，还有枪有红宝书，真是讲交情有交情，讲信仰有信仰，讲威势有威势，李顺大虽然当过三次逃兵，还没有经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场面，心一吓，面一软，双手颤颤数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二、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议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从“土改”时始，李顺大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造几间属于自己的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到“大跃进”开始时，备齐了可造几间房子的材料，却都被充了公: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大跃进”过后，李顺大开始了新一轮的节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李顺大不再积攒实物，只是存蓄现金，等到钱备齐了一下子把材料买来，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开始时，李顺大又备齐了可造几间屋的钱，却什么也买不到了;却买什么都要“走后门”了。用小说中的话说，那时，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正是看到了李顺大急于造屋却买不到材料，那个砖瓦厂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骗亦抢的流氓手段，从李顺大手中弄去了那笔买砖的钱。“文革主任”钱到手后，便串通公社“专政机关”，对李顺大关押拷打;待到李顺大“吃不消”时，他再来“解围”。这样做，就是让李顺大从此不提钱和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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