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789年，法国就推翻了君主制;而英国的君主制却得以延续至今。作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一年多前去世的伊丽莎白二世在整整70年中却颇受英国民众甚至大多数英联邦公民的好感。

　　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走向民主的第一要旨就是推翻君主，建立新政权;但却往往难以逃脱“暴君产生革命，而革命又产生暴君”的“历史魔咒”。

　　所以在杨小凯看来，英国在光荣革命中的制度安排，大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案。请看杨小凯先生的相关评述。

　　▍政治设计的成功——有限政府

　　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出现了王朝复辟，国王声称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当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就马上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

　　造反派当时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

　　但最终他们却选择了第三条路：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借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就打破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的历史魔咒。

　　客籍国王不是在革命中生长出来的，他在英国没有势力根基，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将他变成虚君，然后又用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取代了他的执政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辉格党、托利党通过竞争上台执政。

　　这就是摆脱暴力革命的历史循环，从而走向长治久安的最成功的制度设计——有限政府。

　　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自由、平等、博爱开始，却以专制结束，这不算成功的制度设计。

　　▍摆脱治乱循环的陷阱——保护私产

　　“光荣革命”如何让王权专制和平过渡到了现代民主政体呢，其成功的核心密码是“保护私产”。

　　英国“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有“保护私产”的传统。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皇室垄断了大西洋贸易，为了争霸战争，不断地掠夺私人商贾的身家财富，商贸阶层孱弱。

　　而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经济支柱仍然是被少数贵族垄断的农牧业，任何变革的尝试都会受到强烈抵制。

　　英国和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于是英国产生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商人，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

　　后来，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才带来了光荣革命的政治制度创新，否则只能不断掉入治乱循环的陷阱。

　　▍英国私有财产制度的种种影响

　　卡尔·马克思曾说：“工业革命后人类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还要大。”而这一切，都可以说是英国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土壤的副产品。

　　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结构多元化。

　　政治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开始涌现。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与日俱增，技术革命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可以使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

　　当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时，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得以大大减少。俄国和南美的多次暴力革命都是由落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英国的社会环境却越来越稳定。

　　◎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团体。

　　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是由于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些人都是小骂大帮忙，不过是法王裙摆下的玩偶罢了。

　　◎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

　　英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

　　当一个国家，有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而又强大的中间社会，自然而然就能带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而“王在法下”的“虚君制”更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英国有非常成熟的代议政治制度，所以这些商人可以通过议会来制约王室的权力。在他们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辉格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英国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等等。

　　王室受到限制，被称为“王在法下”。

　　诚如杨小凯先生所言，正是由于以上制度安排，英国才没有走进“革命与暴君”的魔咒，英国君主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存在。（杨小凯/文，昭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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