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霞
邬霞是服装厂女工，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她14岁开始打工，跟她妈妈去了同一家工厂，她把自己的年龄改大，妈妈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为了可以互相照顾。这个热爱吊带裙的姑娘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尽管收入不多，但她有一衣柜的吊带裙。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邬霞 《吊带裙》
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一文中说：“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难得多，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那些无名之辈的铭记。”而读《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中这些无名之辈的书写，看同名纪录片拍下的影像，我们大致能看到这些无名之辈所导向的历史瞬间。
如果你在大街上邂逅他们，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动人的诗篇出自他们的手。就像穿着隐身衣一样，这些诗人们隐匿在中国制造工业的褶皱中，在各个流水线车间、矿山、工地的不同工种间。他们有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失业不久的薄膜厂流水线工人乌鸟鸟、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建筑工人铁骨、农闲时的锅炉工白庆国、十四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填鸭毛工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在大地深处工作了近三十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2014年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携带着各自不同的乡音、经验、语言风格，也讲述了不同的命运故事。他们身后，是中国3.1亿的中国工人/农民工在转型期中国的境遇。
田力
来自辽宁鞍钢的田力是个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曾经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钢铁质量检查员，现在炼钢厂做三倒班的前线操作工人。他说，作为工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荣光，当年人民币五元的票面就是炼钢工人，两元的票面是车床工人，五毛的票面是纺织工人。“其实工厂是有心跳的。”田力说，“同一个饭缸里舀饭，同一个澡堂里洗澡，一代一代的人，在工厂里，从年轻到苍老，从苍老，到消亡，他们祈盼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讨厌什么?他们的工资是如何一分一角地花掉，他们是不是劳动之余，也需要别样的诗意的生活?”他自己也在考虑，以工厂为背景的写作还有没有前途，徘徊和彷徨以后遇到的窘境是不是仍然难以逾越?
我下班途经一片楼群
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
谈论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但他们仍用拐杖
时不时颤巍巍指指那个方向
—田力 《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
吉克阿优
彝族小伙子吉克阿优出生于大凉山，2000年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如今已经写出了一部名为《打工的彝人》的诗集，以及长篇小说《索玛花》。他的工作，是浙江嘉兴一家服装厂的充绒工。
“没有写诗的条件和空间，前些年，我只能在工厂的夹缝中偷偷摸摸地写着。有时，工厂领导来了，我就把诗稿塞进鸭毛堆里，或者是把诗稿贴在缝纫机上或烫台上疯狂地‘创作’。在机器运转时的咆哮声中，灵感来了，抽出衣片上样板纸叠合起来，踩上一道缝纫线，密密麻麻地写上我的苦与乐，劳累和收获。”阿优说，如果问他这两年有什么收获，那么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他得到了两大回报—诗歌和呼吸道疾病!
吉克阿优有一首诗叫《彝年》，他写：“墙头的仙人掌，像彝寨一样艰难地活着/保留着我童年的刺、阿妈亡故的刺”。拍纪录片，摄制组到了阿优大凉山的家，院墙上长着一米多高的仙人掌让人惊讶。吉克阿优最后写“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彝族人过年有反诅咒的仪式，必须所有子孙到齐才能做这个仪式，而现在外出打工，走的走、散的散，不可能到齐了，有一个替代的办法就是谁不在，就放一件他的衣服代替他，但总会错过那么几个人，他们的反诅咒仪式也越做越少。
陈年喜
像老井在一个矿上一干二十多年不一样，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在一个矿上最长时间就干一年。大型矿业公司会把开矿业务承包给下面，只负责进度不负责工伤保险，生死自理。他们的工作是像攀岩一样攀到某个地方，然后再装炸药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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