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这个人们熟悉的名字，其实暗含着两种意义指向。过去，这个名字代表着他的文学创作和绘画;现在，这个名字更直接地让人想到他作为“斗士”——民间文化抢救与古村落保护的斗士——的身份与精神。
创作者转身成为文化遗产守护者时，这转变凝聚了更宽阔、更深远的文化使命感。2004年，冯骥才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化基金会。十年来，他一个接着一个古村跑，一场接着一场“硬仗”打。虽然他的呐喊时常被淹没在社会对GDP膜拜的喧嚣声中，虽然他的行动多似逆水行舟格外艰难，但他从未退缩。
十多年后的今天，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守护传统的重要性时，这位先行者依然须臾不敢放松。在接受《解放周末》专访时，冯骥才的言谈间，满是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忧思与焦虑，他甚至还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今天是我们抓住传统的最后一个机会!”
晚一天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再不赶紧做些什么，它们永远回不来了
“保护传统村落，比保护万里长城还要伟大。”冯骥才曾用此话强调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
他不愿意看到遍布中华大地的古老村落骤然崭新地陌生起来，更不愿意看到民族文化的印迹突然消失得踪迹难觅。
几乎跑遍了全中国，冯骥才用一连串的调研数字向人们证明传统村落保护的急迫：2000年，我国拥有约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由于大量并村和城镇化，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10年间就差不多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至于这些消失的自然村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难以计数，无人知晓。
“此前很少有部门、机构或个人关注这个事情。”也因此，率先急迫地关注这个事情的“文艺家”冯骥才被冠上了“古村落保护斗士”这个称号。
解放周末：这些年来，您致力于古村落的保护，为之付出了大量心力和心血，并且也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主业——文学和绘画创作，为什么这样做?
冯骥才：多年前，当我意识到传统文化断裂的严重性，我就文章也不写了，画也不画了，赶紧去保护古村落。
中国的传统村落，十年中消失了90万，每个月就有3000多栋村居不见了。晚一天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再不赶紧做些什么，它们永远回不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决不能让这些传统断裂。这是比绘画、创作更有紧迫感的使命。
解放周末：这么多年来，传统文化的回归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尤其现在国家层面对此也十分重视，相关的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举措也相继出台。如今您的这条传统文化守护之路是不是走得容易些了?
冯骥才：总的来说，现在国家的文化保护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有《文物法》《非遗法》，国家层面还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据我所知，如今国家一级的非遗约有1500项，省一级超过1万项。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有哪些非遗项目，基本心里都有底，都有数了。
能做到这点，其实很不容易。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芬兰，它们还没有完全摸清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有一次，我去芬兰，当地人跟我说，芬兰的文学作品遗产这一块梳理得比较好，基本摸清了，但其他门类还没有。而我们的文学、戏剧、美术等，各种门类大致都有底。几千名专家参与的申报系统也很完备。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有传承人，国家还给传承人拨发经费。相当多的非遗产地建立了相关的博物馆，地方政府还成立了市一级保护中心，一个完整的非遗保护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十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日益重视，但是，我们的科学保护还做得很差。
解放周末：就是说保护的意识已经生根，但方式还不够科学?
冯骥才：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带一批老外去参观我们的一个非遗项目，它的传承人是一位大爷。我问：大爷，现在政府一年给你多少钱啊?大爷说，有钱么?我从来没见到过钱。翻译当时还想翻这句话，我赶紧阻止，实在丢人。最后我对大爷说：我给你发钱。当场要来笔墨给他写了个欠条：冯骥才欠某某某5万元。让大爷回头问我要。
结果过了几天，当地文化馆负责人打电话跟我说：哎呀，您如果想支持非遗，应该把钱先给我们，由我们分配给传承人，您不能直接给传承人啊。我听了当时就火了，问他凭什么?国家给传承人拨的经费，结果传承人连钱都见不到，我就是要让这位大爷能拿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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