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段话见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在1842年写下的名文。前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这句名言都应该十分熟悉，如同熟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论证了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的观点，并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
马克思的观点基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那就是三百年前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申言的，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有意思的是，普鲁士王国这一检查令同样源于这一思潮，它宣称：“根据这一法律，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思想的禁锢。正是在相对宽容的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才得以传播开去，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建立在暴力和宣传的基础上，它的理论矛盾不比它的现实矛盾更少。一方面，鉴于言论自由已经取得普世的合法性，东欧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且其政府从来都否认审查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作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无所不在、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这个矛盾的现象集中体现了极权的本质，即迫使每个人生活在谎言中，对它的反抗因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有人类精神史意义的现象。
一、黑皮书
1977年2月，一位波兰人乘船来到瑞典，此人名叫托马兹·斯捷维斯奇，是波兰新闻出版审查总局的工作人员。在他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藏有一份长达六百页的有关审查制度的秘密文件。平安抵达瑞典后，斯捷维斯奇立即与波兰国内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设法公布这份文件。不久，这份《波兰审查制度黑皮书》由波兰流亡者办的出版社在西方出版，并被旅游者悄悄带回国内。
所有看到这份文件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这份爱德华·盖莱克统治时期的文件证实了政府对一切出版活动的严密控制，其中详细规定了审查的范围和程度，无论是国际新闻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隐喻，无论是经济统计还是讽刺漫画，甚至包括婚礼请柬、马戏团海报，都要受到一大群审查员的监督审查。下面是黑皮书中1974至1977年的审查指南，每个审查员每天都必须将其摆在桌上，熟记在心：
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前，不得发布投票人的数据。
在提及民主德国的首都时，应使用“柏林”一词，以区别于“西柏林”。
凡是在美国、外国或波兰观察到的美国两百周年纪念仪式、表演或其他活动的消息，必须由波兰新闻社(PAP)报道。源于其他方面的消息必须清除。
由波兰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国际会议或演出活动，凡是有以色列代表参加，此消息应在新闻出版审查总局的指导下予以清除。
凡是赞成或宽容波兰的嬉皮士运动，没有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出版物都必须禁止。只有明确执批评态度的出版物才可以公开。
凡是因工业或农业上使用化学造成的对生命或健康的直接威胁，或是对波兰自然环境造成威胁的有关信息，都应当予以清除，并代之以环境保护工作的报道。
不得发布全国酗酒人数上升的数据。相关数据只能在专业刊物上发表。
据悉，格但斯克第八十中学教室用于密封窗户的材料释放出有害物质，导致全校停课。此类事件绝对不得报道。
不得报道波兰对苏联出口肉类的信息。此禁令完全是为了维护审查制度的权益。
所有宗教出版物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宗教状况的批评，都必须删除。
文件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各种消息禁令，其目的是不让公众知道各方面的真相，以控制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防止公众对政府产生不满，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
在这份文件中，还列有被禁作家的名单。其中就有诗人和学者巴兰察克，他翻译的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作品不能出版，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黑名单中，但他从没有接到正式通知，解释其译作为何遭禁。正如巴兰察克所说，新闻出版审查总局“不仅是奥维尔的真理部，而且还是卡夫卡的《城堡》，从外部看去，它是自足的、封闭的。”唯一了解实情的是审查员和他的上级，作者或者编辑都无权知道审查规则是如何运行的，即使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没有申诉的权利。
在审查制度的文化里，作者被迫过着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即使有时能公开发表一点真话，但由于预先考虑到要面对审查，作者的表述只好含糊不清，甚至夹杂着必要的谎言。巴兰察克写道：“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这甚至甚于审查官的红铅笔。”
正如波兰诗人赫伯特所说：“说出真相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只有这样，社会的公正才会施予他们。”但在审查制度下，审查员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
有的作家为了让当局了解真实情况，就故意采取大胆暴露现实的写作方式。七十年代，波兰最具反抗精神的作家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就是这样，他的作品总会因通不过审查而成为内部机密报告。这成为将信息传达给波兰领导人的唯一方式，作家希望，如果他们读了这些报告，也许会知道波兰正在走向灾难。
但这种方式并不奏效。正如巴兰察克所说，通常人们认为，极权国家的危机是由于当权者不了解真实的情形，为了防止异端思想，他们才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结果阻碍了资讯的流通，同时也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事实上，他们每天通过内参和审查报告，也多少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信息对他们制定政策毫无影响。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没有客观的真理，也没有客观的现实。只有统治者允许存在的事实和事物存在。”
按照波兰学者简·柯特的说法：“审查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像是后结构主义的原则，即现实只是一种按照一定规则可以任意改变的信息。”为此，巴兰察克指出，如果审查员删除了有关传染病的信息，那不是因为当局害怕引起民众恐慌，而是因为传染病本就不应当发生。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一个虚幻世界的诗人，幻想着只要不允许公开报道经济衰退、环境污染和飞机失事，这些现象就会神奇般消失。而只要大众媒体、统计数字、流行歌曲都在歌颂一个繁荣、和谐、廉洁和安全的国家，他们的梦想就会成真。
对权力者来说，为了让自己继续做梦，审查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可悲的是，每一次新的领导人上台，做出一些开明姿态，都会使人们产生希望，开始讨论这些梦想者的“观点”、“个性”和“政策”，好象他们真的想了解现实，想了解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而实际上，他们的城堡一如既往地与世隔绝。
二、自我审查
在东欧国家，人们对审查制度早已习以为常。巴兰察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曾在华沙街头遇到一位从前的同学，这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出版管理机构工作的机会。巴兰察克问他是不是想成为一名审查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查别人的文字，这位同学幽默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巴兰察克想到，假如他们争执起来，同学一定会用这样一个定论来使自己难以反驳：“如果我是一个编辑而不是一个审查员，我也一定会审阅你的文章，不是吗?那你们这些作家呢?不是也要自己审查自己的作品吗?”
这个细节说明，对当局来说，审查制度的最佳结果是导致自我审查。由于审查制度是如此普遍和寻常，以致人们已经难以察觉到其中的耻辱和荒谬。像这样的谈话不但会发生在华沙，也会发生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东柏林的大街上和咖啡馆。在每一次谈话过程中，审查员和作者都会很轻易地转换角色：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1985年，正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收到一封国内寄来的航空信，上面盖着的邮戳上注明：此信发往欧洲。作家由此想到，这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国家没有审查制度，也可能是为了表明这封信经过了审查。这个含义丰富的表示使人们得以了解审查制度的性质，当局既希望建立审查制度的合法性，又不愿承认审查制度的存在。
自从铁托在1948年与斯大林闹翻后，他在南斯拉夫实行了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并赢得了西方的赞赏。但在国内，他却采用铁腕统治，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在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审查机构。审查任务是由媒体负责人、编辑、评论员或专业校对来承担的，如果具有颠覆性的书籍或文章侥幸通过了审查，最后还有印刷工人把关，他们会出自工人阶级的觉悟拒绝印刷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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