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那以后，中国放弃了毛泽东时代持续近三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改革开放”是这一阶段新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一历史阶段从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迄今已有二十七年了。

　　二十七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二十七年的经济持续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方针指导下，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虽然还存在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当中，但它所包含的消灭剥削、社会平等、计划经济等内涵却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由被无限期的搁置。与此同时，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风光无限的“左翼学派”也迅速被边缘化了。

　　时至今日，“左派”在中国似乎成了最敏感的词汇，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左派立场，深怕被扣上一定“左”的帽子，影响了自己仕途的发展。但我认为，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左中右的分野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客观事实。无论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和实践以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道德优越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或羞于承认自己的主张。在尊重各个学派的基础上，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当代中国左派的思想，分清左翼不同学派之间的界限，看看他们都有那些主张，也许在当代中国的左翼学者中会隐藏着马克思那样的历史巨人，他的理论将指引着人类未来前进的方向。

　　总体而言，当今中国左翼力量可以分为五个学派，我把这五个学派分别称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斯大林派、御用学派、民主社会主义学派和民族社会主义学派。由于资料和篇幅所限，本文注重从总体上概括当代中国左派之间的分歧和各个学派的主要思想，并从尊重当事人的角度不列入各左翼学派的代表人物。

　　一、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

　　目前中国的学者在对世界社会主义流派进行论述时，习惯把其分为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各个分支。在他们看来，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的理论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体系，这一体系统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但笔者看来，这种论述是没有道理的，研究这些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而言都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把这些区别统一起来，是对当事人极大的不尊重，也不利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

　　在中国的左翼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笔者的这一观点，他们不仅反对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理论看做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体系，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列宁、斯大林等人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才导致今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这些学者研究理论现实问题都从马克思的原著出发，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都出在马克思以后的国际共运领袖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和违背上，他们把马克思的原著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用马克思的原著去衡量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切理论，他们像教徒一样虔诚的信仰马克思的理论，并对所有修正马克思的异教徒进行理论上的批判，他们认为真理在握，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没有跳出马克思的预言，在未来某个时期，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容纳下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机就来临了。正是由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体系中分离出来，并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衡量一切理论的尺度，笔者把他们称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

　　这一学派是真正的学院派，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对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出现的贫富差距深感不安，他们安于寂寞，不向权贵低头，他们人格高尚，学术精深。他们从马克思的原著出发，指出了俄国革命并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而从十月革命胜利那天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隐藏着失败的危机，再加上斯大林体制背离了巴黎公社原则，苏联共产党严重的脱离群众，苏联人民没有获得真正的经济政治民主权利，这一切都使苏联的解体成为必然。

　　从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而言，他们命中了要害，并使人们重新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但遗憾的事，他们像马克思一样，虽然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历史条件，却无法预言究竟在何时，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才会到达临界点，生产力究竟要发展到何种程度，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才能够成熟。马克思留下的“歌德巴赫猜想”至今无解。虽然这丝毫不会损害马克思的形象，正如恩格斯所说，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已足以使马克思名垂青史。但作为后来人，对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研究没有发展，就多少显得有些拾人牙慧了。

　　二、斯大林派

　　“斯大林派”应该是当代中国左派的多数，他们大多是在五六十年代上的大学，有的曾留学苏联，他们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联的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基本上是在斯大林当权的时候编著并传播到中国的，教科书中的思想虽然声称是马克思的，但大多经过斯大林的修正，严格的说应该是斯大林的思想。因而，我把主要研究苏联教科书并把书中理论付诸于中国实践的左派称之为“斯大林派”。这一学派的学者大多在大学校园教书，他们是不同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另一个学院派，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出于对自己青年理想的执著，更出于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他们默默无闻的在自己的领域辛勤的耕耘着，他们不断地向学生讲述着他们青年时期的美好岁月，他们怀念斯大林、更怀念毛泽东，他们在一个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用人格维护着社会主义的荣誉和尊严。

　　“斯大林派”除了学者外还有许多老的革命同志，这些老同志由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因而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加以否定;但出于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他们也不赞同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理论实践。他们由于根正苗红，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本应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却没有得到改革派的重用。政治上的失落，造成了思想上的左倾。一方面，他们由于在改革开放后没有获得的相应利益补偿，因而对当政者颇有微词;另一方面，他们也由于没有攀附到权贵而更了解下层百姓的疾苦，他们通过接触现实感受到了他们在书中看过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罪恶。他们和“斯大林派”的学者一起，不断地通过上书的方式向当局施加着他们的政治影响，但他们已没有能力阻挡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他们的理想是回到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他们认为那时的中国既没有文革的混乱也没有改革的阵痛，是一段既平等又有效率的光辉岁月。

　　他们的理想虽然美好，但却沾染上了斯大林主义形而上学的习气，他们不知道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表面平静却潜伏着危机：等级制孕育着官僚主义的萌芽，委任制也预示着极权主义的危险，计划经济的效率正在丧失，平等理念也开始波及到政治领域。无论他们多么想把时间定格在五六十年代，都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他们不知道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还是邓小平的改革，都是对发展着的历史的回应，也是对五六十年代中国潜伏的危机所开出的药方，虽然他们的药方不同，但毛邓二人都知道，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中国的“斯大林派”们正在渐渐的老去，也许在未来人们会记得他们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所作的努力，那一封封执著的上书也会和它们著者的名字一样名垂青史。

　　三、御用学派

　　这一学派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他们是真正的识时务者，绝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鬼话”。做学问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沽名钓誉、攀登仕途的手段。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是反右的急先锋;在邓小平时代，他们又变成改革开放的吹鼓手。他们没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也不关心国家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只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谁当权就为谁服务，他们的座右铭是“无论白猫还是黑猫，只要领导喜欢的就是好猫。”至于猫抓不抓老鼠，那是领导的事，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非常善于揣摩领导的意图，能够紧紧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他们小心翼翼，永远不会做什么越轨的事。他们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爬，他们相当高产，发表了不计其数与时俱进的论文，他们获得了博导的美誉，却毒害了一代代学生的灵魂。无数具有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学生在他们手里变成了见风使舵的小人。他们之所以还称为左派，是因为他们还在课堂上宣讲着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与经济学的新权威主义者一起从左右两个方面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还是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新中国的领袖，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理念，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他们都在为了国家的发展，为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俩人都可称之为伟大的政治家。

　　政治家治国，非常讲究政治理念，为了实践自己的理念，他们都会用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学者去做意识形态的动员，因而御用学派永远有自己的位置。但无论如何，即使这一学派追随的政治家，宣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也不会获得历史的承认，因为他们的文章没有任何的学术价值，只是为现实的政治作注解。作为时代的成功者，他们生活富足，名利双收;但是作为学者，他们丢失了知识分子批判的立场和应有的气节和尊严。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客观存在着，笔者还是不得不勾勒一下他们的嘴脸。

　　四、民主社会主义学派

　　“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相对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斯大林派”而言是比较与时俱进的，他们懂得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斯大林的理论都需要发展。但他们又不同于“御用学派”，因为他们人格独立，有自己的见解。他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了中间道路，他们的理念比较倾向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因而笔者把它们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学派”。

　　这一学派的特点是非常强调民主，所以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声明，但内心是非常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他们写了大量批判斯大林体制的文章，认为正是斯大林创立的集权官僚制，玷污了社会主义的声誉，限制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给资本主义留下了攻击社会主义的把柄，因而斯大林应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他们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斯大林派”一样也属于学院派，他们认同毛泽东晚年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判断，认为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但他们不认同毛泽东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不主张依靠群众运动，而希望依靠程序民主和法治来解决存在于中国的这一现实矛盾。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政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种政体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正是由于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广泛认同，这一学派在左派中显得比较右倾。但他们与自由主义者又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既怀有民族感情又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保留西方民主自由政体的社会主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托洛茨基的理论私底下十分推崇，但由于“托派”因为一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原因而遭到左右两派的夹击，因而他们不敢表露心迹。既然自己推崇的理论无法付诸实践，他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实现法治和民主，在现阶段，即使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也应该对其加以节制，应该向社会民主党一样实行累进税制，建立福利国家。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十分担忧，希望政府能拿出实际措施去促进共同富裕。出于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性，他们特别渴望政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社会。

　　平心而论，这一学派在当代中国左派中是比较有见解和朝气的。但他们有一个缺点就是胆子小，这一点比较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往往想到的没有说出口，说出口的也没有付诸行动，他们比较会明哲保身，因而相对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斯大林派”受排挤的状况而言，他们在学术界还是比较得志的。

　　五、民族社会主义学派

　　这一学派由于与前四个学派不同而内部又没有统一意见，因此被自由主义者统称为新左派。但笔者认为新左派的称谓过于笼统，既无法概括这一学派的特点，也无法与其他左翼流派相区别。“新左派”本身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如果硬要找出他们共性的话，也只能说是既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又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因而，笔者在本文中用民族社会主义来概括这一学派的特征。

　　尽管既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又坚持社会主义理念是这一学派的共同特征，但此学派内部各学者对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又各有偏重：一部分人是希望通过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传统文化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另一部分人是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

　　按照两派各自的偏重不同，笔者把民族社会主义学派分为两派：希望通过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传统文化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一派笔者称之为新毛派;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的一派笔者称之为国家主义学派。

　　1、新毛派

　　这一学派有三个最主要的特征：

　　第一、反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过于强调物质和生产力的作用，才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性错误。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把人附属于生产力之下，是修正主义和唯生产力论产生的根源，正是生产力决定论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把社会主义革命无限拖后，使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

　　第二、反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反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主义理念，认为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造成了人的物化，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赞同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抑商”政策，强调修身养性，内圣外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第三、把毛泽东与马克思对立，认为毛泽东思想代表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他们认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思想是唯意志论、造反有理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生产力的发展不会使人类自动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变革在于人心的变化，人类如果不破除私心，就永远无望实现共产主义。强调人意志的作用，认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不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是意识决定物质，物质条件只对意识产生制约作用。人类社会的演进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只要人类彼此有了相互友爱之心、和谐发展之意，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人的思想集以上三种思想于一身，因而他们把毛泽东作为起点，视为领袖，所以笔者把这一学派称为“新毛派”。

　　2、国家主义学派

　　国家主义学派主要是经济学的左翼学者，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世界体系论和贸易保护论的基础之上的。高扬爱国主义大旗，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是这一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目前中国虽然表面繁荣，时则危机重重，经济依附、人心涣散、贫富悬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而这一切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改革的结果。他们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反对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而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国只有建立强大廉洁的中央政府，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动力，以国防力量为后盾，主动进行产业重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工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对当代五种左派的分析，虽然不能概全，但也可见一斑，说明新中国经过文化革命与改革开放疾风暴雨的洗礼，思想界之深刻、活跃是空前的。这是伟大的祖国再次领先世界的思想发动机，值得我们骄傲。思想流派多是好事，说明中国人正在学会独立思考。我深信，经过实践的整合，人类历史上最新、最高、最美的政治、经济、文化之花必将怒放于我国，令全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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