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茱迪·史坷拉在其名作《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中，对于“流亡者”一词这样定义：“任何一个被强制而非自愿离开他作为永久居民所一直居住的国家的人”。二十世纪接连不断的政治灾难，让一大批不愿听命于极权体制、忠于自己内心的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

　　知识分子一旦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贴上“流亡者”的标签，不管最后落脚何方，他与祖国的关系势必会变得复杂起来，而政治遭遇、个人性格的不同，也往往使其做出不同的选择。

　　“背负”祖国文化与“背叛”祖国文化

　　二战前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人们被民族、国家这类概念所吞噬，纳粹趁势崛起。当时已声誉卓著的托马斯·曼警觉到这一点，他迅速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观察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当那些理性的知识分子受到政权的排挤、迫害时，当狂热的德国青年尾随纳粹分子焚毁书籍时，托马斯·曼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这位被称作“高雅文化小说”的写作者，在他的信件中忍不住爆粗口，直斥纳粹德国人为“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而后托马斯·曼又将这类言论公开表达，终于触怒了当时的政权，同时陷入狂热的德国民众也称他为“德意志的背叛者”。

　　1936年，托马斯·曼被剥夺德国国籍，随后他被迫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他公开声明绝不会承认那个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骄傲宣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

　　二战期间，托马斯·曼通过广播积极号召德国民众对抗希特勒。德国战败，他亦没有丝毫同情之意，他希望德国人承担战争的集体责任，并对战争的发动进行深刻反思。没有狂热的思潮、没有战争的爆发，这位艺术至上的个人主义者，也许一生都不会与公共事务有丝毫牵涉。

　　如果说托马斯·曼对待深陷灾难的祖国是理性的批判，那对托马斯·曼小说作品推崇备至的米兰·昆德拉则全然没有托马斯·曼的这副“热心肠”。

　　1968年，苏联坦克驶过布拉格广场。米兰·昆德拉的首部长篇小说《玩笑》刚刚发行不久旋即被禁，接着，他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教职，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没了保障。昆德拉意识到他必须离开这里了，他选择流亡法国。

　　昆德拉的离开在捷克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捷克人对昆德拉选择在这样的时机离开是有怨言的，显然他们更欣赏那位站在反极权第一线的民主斗士哈维尔。这位长于“反讽”，终生反“媚俗”的捷克作家对政治缺乏哈维尔那样的兴趣与毅力。

　　1982年，在昆德拉完成了那本著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昆德拉宣布：“某种东西被彻底地封上了──我再也不会返回当代捷克历史这个主题了。”昆德拉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他与捷克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微妙。苏东剧变后，一些流亡知识分子纷纷回归祖国，而昆德拉却在法国隐居起来，与祖国渐行渐远，他的小说中也不再有捷克人物出场。

　　昆德拉的这种转变可有深层次的根源?在回忆自己初到法国时，昆德拉惊讶地感到，自己成了一位“来自东欧的流亡者”。这种惊讶来源于周围人群对待一个失去民族主权的捷克的态度：他们眼中的捷克是高度政治化的，是“共产主义化”了的捷克，而不是被迫“划归”到共产主义阵营的捷克。尽管昆德拉曾经向这些人解释这两者的不同，可依然无济于事。也许正是这种被误解的焦虑感，让昆德拉急于撇清与“共产主义化”下的捷克关系。

　　两种“局外人”

　　布罗茨基，这位天才般的诗人，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不能在苏联享受一份体面的工作。随后又因为“诗歌”写作，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刑五年。祸不单行，1972年，布罗茨基又被苏联驱逐出境。流亡美国的布罗茨基很快适应了美国主流文化生活，甚至开始用英语写作散文与评论。但每当写作诗歌时，这位诗人一定坚持用母语写作。

　　布罗茨基的“流亡”是冷漠的，他安然守候在自己的世界中，“自我主动地与身边世界疏离”。一如他的诗作，独立于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流亡者的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苏珊·桑塔格语)。

　　被布罗茨基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诗人”的切斯拉夫·米沃什，则没有布罗茨基的这份豁达与坦然。二战期间，波兰被德国占领。他开始积极投入到反纳粹的斗争中。几经抗争，他终于等来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当时的波兰政府制定的“文艺为革命服务”政策却令他无法忍受。

　　米沃什于1951年初开始在法国政治避难。巴黎的流亡生涯令他备尝人间辛酸，当时的多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以鼓吹苏联意识形态为荣，根本不相信他在著作中写下的真实波兰。而反共分子又称他的政治态度暧昧不明，“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外在遭遇虽然痛苦，但最令米沃什纠结的却是流亡选择带来的后果。他甚至一度为自己的出走感到羞耻。在他看来，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是祖国的语言文字。米沃什内心并不想成为一个流亡者，他害怕远走他乡后与祖国的文化血脉断了联系，成为一名“局外人”。

　　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曾深刻探讨知识分子的“流亡”。萨义德认为不管是作为地缘意义上的“流亡”，还是仅仅作为“隐喻的情境”，流亡都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意义在于：“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今天，这种地缘意义上的流亡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少。但萨义德将流亡看作是一种“模式”的论断却始终没有过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当代知识分子一个警示：边缘化的身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依附于体制，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沦为权力的传声筒。(文 何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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