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理想和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当代青年和父母一代没区别。这个没有代际冲突的理想，恰恰是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结合。我们这代人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不会否认我们很多人都是犬儒主义的，公共场合说的话与私下场合讲的，很可能不一样。这个也反映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们从小给自己孩子的是什么教育？那些集体主义观念，我们有没有灌输给他们？我们有没有教给他们为人要正直、要为集体做牺牲、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使所有人都说你错了你也要考虑是真的你错了，还是所有人错了。有多少父母做到了这一点？有多少父母会想如果这么教育孩子的话，这个孩子将来到社会还怎么生存？又有多少父母从小就告诉孩子为人要随大流、要懂得人情世故。网上有过类似的例子，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过马路，孩子看见红灯，妈妈扯他走他也不走，妈妈气急了给了他一巴掌，硬把他扯过了马路。网上对此有很多讨论，事后的解释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连“中国式过马路”都不会的话，将来长大了怎么在社会上生存。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代实用主义的青年其实是我们自己教导出来的。
另外，如果谈物质主义倾向的话，实际上50后60后这一代的物质主义并不比80后90后这一代差。只不过两代人表现的取向不一样。50后60后这一代在童年的时候受苦受穷，在物质上特别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的物质主义倾向，更多地集中在不遗余力地积累和追求财富上。而80后90后的物质主义，更多体现在消费方面。在80后90后开始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就和他们做了一个交易：父母提供物质上的一切，孩子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这个交易是两面的：父母要更努力地积累财富，而子女则在精神、价值观和社会地位方面为父母带来某种回报。因为父母这一代恐怕错过了某些机会。由此形成了两代人不同的物质主义倾向。父母几乎心甘情愿地赚钱支持子女消费，子女没有那么强烈的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愿望，但有无比强烈的消费欲望。但是传统的看法认为，积累财富的物质主义基本上是正面的，消费财富的物质主义基本上是负面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青年的物质主义敏感，而对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物质主义反而觉得很正常。“我挣的钱又没有给自己花掉！”这就跟原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又吻合了，即只要我不是为了自己享用，一切都是正当的。所以这类物质主义是可以合法化、正当化的。其实， 就把物质放在比精神更重要的层面而言，敛财冲动与消费冲动是一样的。这才是所谓的物质主义。热衷于财富积累的父母一代似乎并不比沉浸于消费享乐之中的青年一代更有理想主义。
追逐成功是因为失败的代价太大
青年应该有理想，因为人生只有这一段应该无忧无虑、应该无所畏惧。因为他们还年轻，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利害关系，输得起，所以社会才有变迁的动力。可是因为我们父母的实用主义教育，这些孩子从小就没有童年，没有幻想。没有童年的幻想，怎么可能无中生有地出现那种毫不讲利害关系的理想主义？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去讲利害关系的代价也是孩子无法承受的，即他们承受不了失败的代价。比如一个青年要结婚，首先得有房、有车、有经济实力，因为如果没有，非但他们觉得没面子，父母也觉得没面子。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压力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难逃责任，这个压力绝不是要结婚的男女青年自己造成的。
另外，如果把中国和美国作比较的话，这两个社会都有很明显的社会分层，而且基尼系数都同样的高。可是， 美国社会的仇富心理远远没有中国强(它有仇恨政府的心理，所有国内的恐怖主义都对着联邦政府，没有对着富人的)。相比之下，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扁平化、单一化，整个社会就一个理想，即成为亿万富翁或者高官。而这一理想无疑追求的是金字塔的顶尖，这意味着最小的可能性成为了所有人的生活理想，结果就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资源有限，为了成功只能把别人掀掉，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只好窝里斗。如果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生活理想，情形会完全不同。我记得我母亲曾讲过，她小的时候，父母给她的忠告和她自己的理想，是长大了嫁一个老实、本分的小买卖人。首先，是道德标准在前面，其次是一个小买卖人，而不是一个大买卖人。因为他们就是城市中的平民阶层，那个阶层的理想就到这儿。没有说所有人都要成为或者都要嫁一个亿万富翁。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所有人的理想都压在这一条上？我的观察是，做成功人士的驱动不在成功之后的回报，而在于对失败的恐惧，即做一个失败人士的代价太大了。
其实我几年以前就表述过这个观点。比如我的园丁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园丁，勤勤恳恳做事，很有尊严。他也有和我类似的房子，只不过位置远一点而已。没有人因为他是园丁而觉得他是下等人，觉得他在精神上就低人一等。他作为一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的。实际上这就像费孝通在1940年代讲过的，在那个“团体格局”下，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当然，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在社会资源占有上也不平等，但是在精神价值层面上，作为一个生命、一个人，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尊严感很重要，人的尊严感是要靠社会制度来维系的。像美国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最大的特点就是要防止制度侮辱公民、侮辱个体。这么多年通过民权运动，这些方面都在一点点改进。所以我想如果在个体尊严这一点上能够达到基本的保障，人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一定要做自己做不到的事，非挤到那个金字塔尖上面去。没有尊严的日常保障会直接导致普通人的不能输，输不起。如果纵向比较的话，当前跟历代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历代还有一种安贫乐道的观念，在义利之间要取义而舍利，在意识形态中是这样的，尽管我认为统治精英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样。但不管怎样，结果是竞争不会白热化。现在毕竟是新的、现代的语境，出现了人人都要竞争的新现象。以前少数人读书成功，得到功名之后自然有一套安排，多数人根本没机会读书，就不会介入这种竞争。换句话说，相互之间的流动性低，被阶层界限区隔开来，生活理想是不同层次的。我们现在生活层次区隔不开，理想也被压在同一个层次，道路就变得非常窄。一旦有个外在的成功标准，几乎全国人民都用这同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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