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学的西迁
我曾经在书中写道：“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1988年，我们开始大量的整理资料，越来越多知道变化，比如说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到粤北山区，比如说山东大学从青岛一直迁到最后办不下去取消了。还有一系列的资料，越来越多的整理。这些资料今天逐渐得到很多朋友们的关注。
这些大学借住、合办、暂停、恢复、分分合合……扛着红旗四处流浪，一有机会，就努力争取复校，如北洋大学;实在扛不下去，如1937年由青岛迁四川万县的山东大学，1938年奉令停办，学生并入中央大学，1946年才在青岛复校。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北平、上海等地不少大学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上海交大迁重庆)。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国民政府说大学不能停，只要还在读书，就表明这个国家的精神还在。当初的大学教授也好，学生也好，国民政府也好，都明白这一点，书声朗朗证明我们还能够打赢。“弦歌不辍”乃中华民族不屈意志以及必胜信念的表征，不仅仅是教育界的事，是整个政治的问题。
讨论大学内迁的历史，我会关注几个方面。一是在组织上，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搬迁，不是逃难，中央大学连农场的鸡鸭牛羊都带上，可见这所大学的信念。二是精神上，不是逃难，而是一路弦歌不辍，走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就读书，战争炮火来了搬起铺盖继续走，这样的状态用西南联大校歌就可以看到很清楚。《西南联大校歌》上阕———“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三是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先是教育部，后来是蒋介石说了一句话，“战时如平时。”教学上不要动，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口多、中国大学生少，吸取一战时的教训。一战时英国、法国将大批大学生送上前线，战争结束发现没有人才了。中国教育本来落后，一定要吸取这样的教训，总共四万大学生，上前线也没有用，我们有的是兵源。教学也不要应急，不要因为战争开始就学战时培训，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战后建设需要的人才。
这个决定让我很感动，吴大猷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后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当院长，战争一结束他给蒋介石写信，说国家很穷，但是为了未来必须派人去学两弹，于是蒋介石批了钱，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挑选学生，两个人，一个是研究生毕业的杨振宁，一个是本科一年级的李政道。去了之后，美国政府反悔，不让他们学习原子弹，学习物理。但是他们两个人合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再三说，西南联大的教学就是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也一点不逊色，他从西南联大到美国，说发现他的程度比美国人还好。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战争起来之后，撤退到大后方的过程中大量的仪器没有了，老师们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教本科生，所以西南联合大学本科生的质量非常好。各位今天都知道，我们的教授们已经不再可能全力以赴对待我们的学生了，有时间还要做研究、发表论文，那时没有多少期刊，也没有多少的试验设备。吴大猷说他用两个土架子做的仪器，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当学生。李政道也在回忆录中说，他找到吴大猷，吴大猷的妻子身体不好，要经常回家陪妻子。李政道就跟着他到家里，帮助他做一点家务，一个人独立教这么一个学生。这样的教学，使得西南联合大学本科生水平非常高。换句话说，西南联合大学坚持按照原有的水平办学，不是因为战争而降低水准，没有将战争期间的大学办成培训所，因此战后才有那样的大批人才。理科如此，文科更是这样，因为文科本来对仪器、试验要求不高，即使资料不多，但是精神在，继续做研究，所以人文发展很好，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从教育史看战时大学的特点
一、战时大学在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大量东南沿海的大学、工厂迁移到后方，让落后的西南、西北突然进入新世界。一方面读书人知道了中国的贫困、辽阔以及悠久，当地的民众由此也得到了文明上的提升。
二、生活圈子缩小。今天我要跟学生见面都要事先预约，不然没有办法。但是战争期间的老师和学生，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所有人的生活圈子不超过20分钟步行路程，教授与学生在一起经历这场战争，此前此后老师和学生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
三、对现代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从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大学教育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重要战场，所以大学里的党争、政治立场的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40年代都很严重，只有一段时间比较和睦，那就是抗战期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枪口一致对外，不同政治派别协调。除了极少学生运动的时期，征召“青年军”时有疑惑，但不好直接反对。基本上在抗战期间，校园里没有政治斗争，基本上都是一致对外。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回忆录中说，他想来想去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念书，为什么?那个时候很穷，但是那个时候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那个信念让精神上非常愉悦。而以后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得意，都抵挡不住早年的向往。
从政治史或文化史看待大学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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