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指有一定德智的领导人，明主之明，既指道德之明，也指智慧之明。关于明主，误会种种，特色启蒙派普遍赞成民主，反对明主，或认为不文明的制度中不可能产生明主;或认为明主对国民具有欺骗性，于民主事业有害无益，民主与明主互不相容;或将寄望明主与反对暴君对立起来。
其实，明主比暴君好，有明主比没有好，不文明的制度中未必没有明主。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古今政治常识。在不良制度中有志于改良或革命的领导人，前例颇多。清末朝廷欲改君主制为君主立宪制，虽然失败，值得肯定;不丹君主告别君主制，缅甸军方承诺民主制，都具有自上而下的主动性。对国民党和前苏联来说，蒋氏戈氏的义举具有革命性。
不良制度中，领导人的影响和作用特别大。如果领导人野蛮反动为暴君，制度的改变将特别艰难，付出的代价也会特别大;如果领导人开明正动为明主，制度的改变就相对容易，付出的代价也相对小，前苏联如果没有戈氏，国民的苦难、国家的灾难将更加持久和深化。
各种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道德也需要智慧。明主会有一定的爱民之心，也有一定的明哲之智，既能够给国家选正道，也知道为自己立功德。至少懂得给自家留后路，至少在关键时刻，不至于开历史倒车到底，与人民敌对到底。而昏君暴君，则最容易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人民对国家对它们自己都最不利的选择，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明主有助于民主，理所当然，史有前例。制度改革是一种综合力的作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有赖于民众一定程度的支持;自下而上的革命，如果得到体制内力量的配合或某种让步，也是大幸。
民主人士反明主，意味着在反抗极权和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希望对方不要让步不要开明，意味着将民主事业推向特别艰难的境地。这么愚蠢的人应该不多，那么就有另一种可能：某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其实是假冒伪劣的，所以不希望极权阵营出现明主，或者明不明无所谓。
换言之，在面对匪帮的时候，如果你不希望遇到相对开明向往文明的首脑，甚至希望对方越凶恶顽固越好，那么，别人就有理由怀疑，你不是太愚蠢，就是一个旁观主义者，并不真的关心与匪帮斗争结果如何，真的关心匪帮手中人质的死活，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偶尔通过唱高调博取一点掌声而已。
某大A说：“对于与庙堂相对的个体而言，建设自己，就是塑造社会。丰沛有趣的个人生活，在涉及私人产权的地带自觉捍卫，以经济自由的个人发育，慢慢建设和积累政治嬗变的未来时空。寄望明君再现，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交与暴君之手。”
这段话似是而非，暴露了一种旁观者心态和利己主义色彩。建设自己就是塑造社会，没错，但建设自己不能局限于捍卫自己私权和追求个人经济自由，这只是利己而非立己，更谈不上立人，利己之心有余，利他精神不足。这才是真的“将自己的命运交与暴君之手”了。
利己主义不坏，却也不好，缺乏道德力量。面对恶势力猖獗的局面，仅仅利己是不够的。有志之士应该发扬利民利国的利他精神，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反暴求善摧邪显正的正义事业，包括对暴政的批判和对明主的期盼。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期盼的人民多了，明主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还有一种人反明主，是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这让我想起清末革命党，为了阻止清廷的改良努力，居然暗杀改良派。章太炎鼓吹暗杀清廷改良派说：“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此言大违儒理，大悖仁德，私心洋溢，恶气凌云。圣贤追求王道政治，尧舜倡导天下为公，自当超越民族利益。不要说清政府有圣人和尧舜出，就是康有为光绪帝维新成功，君主制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制，也是中华民族之福呀。
章太炎的言论是汉族主义革命的典型思想，首先将本族偶像化，以之为划分敌我的主要标准;其次将革命神圣化，将手段目的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党将体制内改革派视为最大敌人和暗杀对象，就不奇怪了。仅此一点就说明国民党私心太重，严重降低了其革命正义性和政治品质。
后人把章太炎当做儒家，其实不妥。章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不高，大半生中，颇多狂妄逆诈之言和荒谬低劣之行，是一个政治大妄人和文化轻薄子。此君政治上反对改良，主张社会主义，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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