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的性质和形式不一而足，但几乎所有的起因都是不公正：人们所接受的待遇与他们应得的待遇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很难说出一个人应得的待遇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当今世界，我们常常认为，功过赏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所能控制的事物有关。例如，你的肤色并不由你做主，所以你因此而受到恶劣待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迫。我们说的这种待遇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一个排斥同性恋的社会可能比一个关押同性恋者的社会的压迫性要低，尽管如此，它还是让人有压迫感的。性取向和种族是相当明显的压迫重灾区，阶级和性别亦如此。但是，如果压迫就是没有给人以应得的，那么将会有另一种压迫进入我们的视线，这就是丑陋之人所受到的压迫。
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长相特征，就像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肤色，但是人们一直都以貌取人。正如心理学家克米拉·沙哈尼·丹宁于2003年在《霍夫斯特拉视野》期刊上关于该问题总结并发表的研究报告所说：“(人们关于)长相的偏见出现在各个领域，比如老师看脸给分、选民看脸投票、陪审团在模棱两可的案件中看脸来做出裁决……长相也会影响面试者对于应聘者的评判。”蹒跚学步的幼童爱盯着漂亮的成年人看，成年人也喜欢凝视可爱的孩子，我们无情地给予长得养眼的人以优待。长得丑的就糟了。
古希腊人也爱以貌取人。19世纪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评论道：希腊人不仅深受美的影响，而且还普遍并且坦率地表达他们对于美的价值观。”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中就有一幕，颇能蛊惑人心的平民忒尔西忒斯要挑战阿伽门农的权威，但很快就被奥德修斯狠狠揍了一顿，奥德修斯对于这位自命不凡者的蔑视十分强硬：“所有那些来到伊利昂城脚下的人中，没有比你更坏的人了。”荷马对于忒尔西忒斯的描写，基本上都用“最丑的”来代替“最坏的”：
这个男人是来到伊利昂城的人中最丑的一个。他罗圈腿、跛足、驼背、含胸，尖尖的脑袋上顶着羊毛般稀疏的头发。
将“最丑”与“最坏”两个概念等同，并非是荷马个人独有的习惯。希腊语中，表示“美丽”的词汇是“kalos”，它也有“贵族”的意思;而表示“丑陋”的词汇是“aischros”，它也有“可耻”之意。我们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说法就是，在古希腊，“美丽与精神上的高贵相连，是一种最为牢固的信念。”
希腊人毫无保留地崇拜美丽，他们请求将长得好看的运动健儿看做半神[1]并为之立下雕塑;把青春帅气的男孩培养成名流雅士;甚至到了偶尔会仅仅因为一个敌方士兵长得俊美，就要放他一条生路的地步。一种文化若崇拜美丽，那么在这种文化中，丑陋也会受到压迫。布克哈特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斯巴达姑娘后来成为了狄马拉图斯的妻子，因自己样貌丑陋，她每天都去特拉波涅的海伦神庙祷告;她站在美丽的海伦塑像前，恳求海伦让她变美点。”
虽然现在时兴的是外科手术而非求神拜佛了，我们的文化似乎仍然与希腊文化一样恐惧丑陋的事物。父母仍然希望他们的孩子不拥有丑陋的外貌，许多父母也愿意助孩子一臂之力：虽然让孩子去做隆鼻、丰胸、抽脂手术的不多，但对诸如牙套等一些形式的牙齿美容的投资，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东倒西歪的牙齿意味着丑陋的笑容，丑陋的笑容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多次付出代价。当然，人们会说带牙套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好看，但是对于那些忍受这一过程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原因十分明确——在我们的文化中，牙套是缠足的翻版。
希腊人应该不会对承认带牙套的真相而感到尴尬。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公开地说，除非你的孩子开心，否则你无法开心;而且人只有长得好看，才能真正感到快乐。他的意思并不是丑陋之人就永远“感受”不到开心;他说的并不是(或者至少起初不是)主观或者内在的感受，而是更加客观的感觉。我们不妨这样想：有一才会有二，循序才能渐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地成长。假如你能替他们做选择的话，那么哪种环境，哪些品质对于他们来说有选择价值呢?比如说，你是希望他们美如西施呢，还是希望他们貌若无盐呢?显然你希望他们能好看些。因此，如要挑选最值得过的生活，美丽必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丑陋则是“玷污了幸福的一个污点”。这种逻辑在当下仍然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去承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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