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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畜生的主要区别并不是长相，而是价值系统。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是以精神成长作为标志脱离动物界的，这意味着除了肉体的存在之外，人还有一种精神的存在，确定人的特征以及人的意义的，很大程度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人的社会性把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存在聚合成为群体存在，我们通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人”这一概念的。如此使用，并非为了强调人的群体性比个体性重要，而是因为，只有在群体性当中我们才会发觉所有个体都维系其中的社会价值系统(判断善恶、美丑、真假的尺度和标准)，恰恰是这个东西在为人提供行走一生的精神支持，决定着人的忍耐限度和行动起点。
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人，无论身处何种社会位置，无论用何种方式讨生活，在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精神领域，无一例外都依存于将善恶、美丑、真假作为最基本价值判断的社会系统之中，这是维系人类过有尊严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这个屏障的后边，人是安全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安全的;逾越了这个屏障，人也就丧失了生命安全，进入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生死之境。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用几近相同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屏障：“无论法律作何规定，从道德上说，人类使用某种‘绝对的屏障’以阻止某些人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终究是正确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阶级或群体的自由程度如何，便取决于这些‘屏障’的力量如何;同时，也要看这些群体为他们的成员(如果不是全体，至少也包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所保留的通道多寡及重要性如何而定。”(以赛亚·伯林：《自由的两种概念》，1958年)
在大多情况下，人类社会的这个屏障都很不坚固，它经常受到侵蚀，所以人们才时常发出“生活不完美”的感叹。然而你也必须注意到，人们发出这种感叹的时候，事情还没有越界，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以内，人还没有被推到绝对的黑暗之中，还处在并非非黑即白的灰色区域，这意味着人类还有余力、有手段让生活变得完美起来。人类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这个灰色区域以内。
以社会政治生活为例。
没有一个社会绝对公平、公正，然而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可以通过行使公民权利表达意志和意愿，来矫正不公平、不公正，社会压强拥有一个纾解的通道，不至于发生爆炸性社会事件;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事情就不这样简单了，由于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宝贵的政治自由，专制权力堵塞了社会压强的纾解通道，人类也就不再有余力、更没有手段通过行使公民权利表达意志和意愿来矫正不公正、不公平，让生活重新变得完美起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伯林所说的那个“绝对的屏障”被洞穿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瞬间陷入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境地，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将产生任何人也无法料及的后果……我们从人类历史中无数次看到的以政权崩溃为标志的“革命”，就是这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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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事物与自然事物一样，有自己的动力源，在这个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价值系统，即对善恶、美丑、真假的判断标准以及由此划出的底线。在这条线以内，人一般都选择隐忍，选择妥协，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心理内容(紧张和焦虑)的精神过程，即便在最简单的人那里也是如此;超过了这条线，也就超过了人所能隐忍和妥协的极限，事情反而会变得简单了——相对来说，任何以死相搏的事情都是简单的。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好汉基本上都是“体制内人员”，他们是被无道社会和无良之人(我们很难分清这两者的主次)逼上梁山的，这里的“逼”字表示的是一种情势程度：在善恶、美丑、真假的那条底线之前是一种情态，在它之后，就是另一种情态了。如果世界全部被罪恶、丑陋、虚假所堆积所充斥，如果情势把人“逼”到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程度，超出了当事者所能忍受的极限，那么当事者也就无须紧张更无须焦虑了，他一定会用比压迫者和迫害者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做出反抗，正是所谓“鱼死网破”者也!群体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个体意义上的暴力反抗乃至于某些被称之为“暴力恐怖主义”的社会对抗事件，都是在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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