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沙威的自杀使我感到久久不能释怀。震撼中有惋惜，还有点不太理解。反省之下，认识到这不太理解实在是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不理解的是，沙威有点傻帽，有点钻牛角尖。按照中国文化的逻辑，沙威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依法办事，将冉阿让绳之以法，管你是善是恶，沙威的职责就是抓回逃犯，完成任务了事，还落得个忠于职守的美名。要么网开一面，也会留下个好名声，最好顺带着收点好处费什么的。两个结果都没有太大问题，就是别委屈自己，别跟自己较劲。而沙威恰恰折磨的是自己。心灵呀，善恶呀，忏悔呀，挺累人。西方人怎么这么死板，不会三跪九叩也就罢了，还要折腾自己审判自己，何苦来呢?一点也不知道灵活变通。
沙威忠于职守，敬业守则，几乎穷其一生追拿逃犯冉阿让。放在任何一个社会，沙威都是一位出色的优秀的警察。但是，沙威却被中国的教科书认定为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走狗。就是这个“走狗”，在追捕冉阿让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自己陷入两难中不能自拔。冉阿让是逃犯无疑，可他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偷面包，后来又偷窃神父银器的盗贼。冉阿让已经洗心革面，已经从恶中脱胎换骨，并获得重生。他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虔诚信仰上帝，做了无数好事。沙威的矛盾在于;不捉拿冉阿让归案，是失职;捉拿归案，违背良心。在这两难之中，冉阿让选择了自杀。
在这部小说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冉阿让，而是沙威，最让我纠结的，最让我敬畏的人物也是沙威。沙威的死，也使他获得了新生。他审判了自己。一个能审判自己的人，注定了他的伟大，也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同样，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根据迪伦马特的小说《抛锚》改编的话剧《今夜星光灿烂》中，那个特雷斯也是一个傻帽。他在审判游戏中，真的审判自己的罪孽了，最后导致他自杀。
这一类震撼人心的作品，中国人看来确实很难理解。但是，在历史中，中国也有类似的高贵精神。翻翻史书，在先秦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国也出现过这样光彩的人物。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有石奢的故事：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石奢在治父罪与守职责之间进退维谷，就像沙威一样，陷入矛盾不能自拔。楚王倒是很灵活通变，告诉他只要说追不上不就没事了嘛。但是石奢就是认死理，最后宁愿以自己的生命从矛盾中解脱。石奢折磨的是自己，将自己置于被告席上审判，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伟大的精神境界今人看来是够傻帽的。
谁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纠结凌乱。因此，现代的回避制度，意义就在于此。民间有谚语“刀不能削自己的把子”，“医不自医”，医生无法给自己治病。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应该将石奢置于十字架上。这则故事如果是为了树立什么榜样的话，怕是别有用心的成分多一点。不但别有用心，而且残忍无德。但是，无论如何，石奢坚守了高贵的原则，是令人敬畏的。
《论语·子路》中也有孔子的一段话，看看孔子是如何说的。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的道德原则与石奢相比很耐人寻味。孔子没那么多灵魂的纠结与审判。纳闷的是，孔子怎么不在这里“三省吾身”了呢?关键的是，孔子给出的答案，使这一问题的探讨终结了。石奢的身影被孔子所遮蔽。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从此大行其道，以致影响了中国道德文化两千多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更谈不上灵魂的审判。特别是，权力意志之下的隐，就变为暗箱操作。因为只有特权阶层的相互隐瞒才能成立。百姓自然无从谈什么隐。百姓如果隐，就是“欺君之罪”，没有“王法”。注意，不是国法，不是民法，而是王法。追根溯源的话，不能不说，孔子是官官相护，腐败堕落的道德源头。儒家文化到底对人类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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