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宝强“傻根”形象的走红，到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民工图书的热销热卖，有关底层与底层生活的艺术作品与文化书写，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这些浮现在都市中产消费、阅读空间中的底层想象，与中国2亿多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之间，有多少距离?在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版图中，农民工群体又怀有何种诉求与要求?
由破土工作室与凤凰网文化频道合办的破土沙龙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慧瑜就这一问题作了主题发言。凤凰大学问经授权精编演讲全文并发布。
原标题：中产与底层的“相遇”
刚才主持人刘昕亭老师已经说得非常形象和充分了，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感谢破土团队做这样一次沙龙活动。我对破土的理解是“破土而出”，从土地下面破土而出的有可能是种子，最后长出参天大树，也有可能是蝉蛹，最后破茧而出，放声歌唱，还有能是火山，最后火山喷发、毁灭世界。
究竟谁生活在地下呢?从社会新闻中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北京的某些井盖下面还住着人，一些靠拾荒度日的人。还有就是所谓北京的“地下空间”，指的是社区楼房地下室的空间，保姆、保安、保洁等农民工会租住在这些租金便宜的地下空间里，因为租金便宜。北京市经常会定期清除这些“地下空间”，因为人口密集，存在着安全隐患。可是每一次清除行动，都使得这些住在地下的人们再次无家可归，或者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居住。他们在北京从事着最基本的服务业，却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隐蔽在城里人、中产阶级不愿意看到和进入的地下空间里。
这种地上与地下的空间隐喻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买房子的中产阶级住在空中楼阁里，而底层则住在地下空间中。这种空间隐喻也是一种社会隐喻，仿佛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有一些人占据中间位置，另一些人则被放逐到底层。这种“正常的社会”不是从来如此，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产物。
今天沙龙的举办地在北京的后海，后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空间，是一个以酒吧和胡同文化著称的旅游圣地。胡同在80年代被认为是落后、传统的大杂院，但是新世纪以来在后工业的视野中，这些逝去的老空间又具有了文化消费的价值，而理想的消费者就是都市白领和小资。其实，后海空间中也有大量的底层的身影，比如人力车夫、保洁、咖啡馆招待，还有胡同里没有搬迁的老人们，他们可能也是城市低收入阶层。在这个空间中穿行的人们可能对这些底层群体视而不见，我们到这里来泡吧、来观光，体会到的是北京国际化的夜生活和被复原的老北京文化。走在这个空间，谁占据中产的位置，谁处于底层，一目了然。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也引起大家的热议，70后、80后可能对这本书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部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讲述的是农村知识青年不向命运低头的奋斗故事，现在的电影中农村青年、农民一出来就是底层形象，而在80年代，农民依然可以是社会的主体，是平凡的世界里的主角。就像孙少安、孙少平虽然都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和劳动者，但他们都是具有正面价值的、积极向上的人。相比之下，刚才富士康工人张全蛋的视频中，这样一个工人完全处在一个异度空间里，是被娱乐节目猎奇化、奇观化的对象，给观众的印象，就是怎么会有如此奇葩的工人。可是孙少平就不一样，他后来虽然也是矿工，但我们依然可以把孙少平当作人生的榜样。这种平凡的世界里的平凡人的价值建立在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叙述中，和我们今天把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把底层作为救助对象的社会结构是不一样的。
今天讨论的题目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产空间，一个是底层形象。这涉及到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何为中产，二是何为底层，三是中产和底层的关系。
第一，中产空间和谁是中产的问题。讨论中产似乎经常会说中产空间，中产总是与一个空间，一个处所相关。这种中产空间的想象来自90年代。90年代之初，中国刚刚启动市场化改革，当时学术界讨论特别多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这本书分析的是17、18世纪处在上升时期的西欧资产阶级，他们在获得经济权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与中世纪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空间，这就是公共领域的出现，也就是在咖啡馆、沙龙、媒体上展开理性的、平等的辩论，讨论社会议题、文学、政治等，就像今天我们的沙龙就是一个理想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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