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克里玛自传《我的疯狂世纪》，花城出版社授权发表。
戈培尔是个能蛊惑人心的政客，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缺乏安全感，并一直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已经到了想自杀的地步。在整个青年时代感到迷茫并一事无成的还有希姆莱，他内心的不安——更确切地说是空虚，导致了他日后狂热的盲从;当他决定成为精英后，一味宣扬被扭曲的日耳曼神话所传递的愚蠢偏见。
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背叛
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确定的。约瑟夫·戈培尔获得了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就是他，试图赋予阿道夫·希特勒的呐喊以连贯的形象。在德意志帝国还有一个人也算得上知识分子(至少从就读的学校看)，即希姆莱;为给党卫军的杀人目的找个理由，他编造了神秘的理论，提出了特殊种族的历史使命。
施佩尔显然是个能干的建筑师，如果他不是根据希特勒的梦幻设计出了霸气的建筑，充其量也就是个玩世不恭、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汉斯·弗兰克是位受过教育的律师，至少最初他力主政权尊重一些基本的法律准则，如无罪推定或被告人独立辩护权。最终，在他领导下背离法律大行其道，他作为在波兰占领区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应为数不清的无法无天、抢劫及谋杀负责。
一九四二年召开的万湖会议决定要在所有占领区彻底灭绝犹太人，据历史学家马克·罗斯曼介绍，大部分与会者拥有相当的学位，一半以上的人获得过博士学位，其中最多的是法律博士。
在苏联模式政治抑或政治化的审判中，无辜者在逼供和捏造证据基础上被判有罪，而始作俑者(臭味相投的社会渣滓)之一安德烈·维辛斯基，在革命前是位受过教育的律师。他的捷克继任者约瑟夫·乌尔瓦莱克也是律师。大学教授兹德内克·耐业德烈，是个充满激情的共产党员，他在每个周日的广播讲话中都要称赞苏联的制度及当之无愧的斯大林，极尽游说之能事，作为教育部长他不遗余力地破坏捷克的教育。
狂热的理想颠覆了人类迄今所达成的一切，然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正是以理想之名，背离了曾约束他们行为的专业和学识。
一九三四年，纳粹在德国刚掌权不久，卡雷尔·恰佩克就知识分子在当前的政治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专门发表了几篇颇有见地的文章。
整个民族，整个帝国在精神上被一种兽性的信仰所主导，种族主义和其他荒唐的思想大行其道，请注意，是整个民族，包括大学教授、牧师、作家、医生和律师……没有什么比知识分子的背叛更糟糕了，这使得我们对知识的作用有了可怕的想象。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一个国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的背叛在苏联持续了很多年，并成功地从这个共产主义帝国蔓延到其他国度。)
恰佩克继续写道：
只要有人性暴力的地方，总能找到知识分子，他们大言不惭地以意识形态为借口，集体成为帮凶。这已经不是危机或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而是他们悄无声息却又积极主动地结为同盟，其目的是使当今欧洲政治和道德失范……文化的价值只要未被放弃，就是不可逾越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教育失败， “正常”的人就是空谈，有着基本常识和道德准则的质朴、正派的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也不会存在，反而是野蛮和暴力肆虐，会将社会文化搅得乱七八糟……
一旦精神层面被破坏，野蛮必将回归。知识分子的堕落是野蛮化的开始。这里我们不从创作的角度谈文化，而是从教育、精神财富以及智力水平的维度来探讨文化。可以说，教育的基本意义在于：使人了解，在人类所创造的经验、知识、价值观中，哪些是无法放弃、无法逾越的。
半个世纪后，法国政治学家阿兰·贝桑松惊叹：两个不可思议的体制居然成为人类智慧的成果，这实在与人类智慧的性质大相径庭。无法解释的是，有那么多有才干的人，其中有的具有极高的天赋——教授、科学家、卓越的思想家——竟然如此麻痹并偏离了基本常识。然而，这的确发生了，几十年后，研究者试图以“知识分子集体陷入智力盲区”来解释这一切。
现在我们只谈那些直接参与极权主义政权建立或其进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从没有人讨论过这些有极高天赋的人，特别是卓越的思想家们。显然，我前面提到过的纳粹们正是这样的人。戈培尔是个能蛊惑人心的政客，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缺乏安全感，并一直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已经到了想自杀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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