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保安在自己的双肩包里摸来摸去，Will笑了，他知道保安只会从里面找出润滑油和避孕套。一脸横肉的保安在远离大街的一个院子面前检查每一个要入场的人。富有节奏感的贝斯声从北京最著名的gay吧里缓缓传出。保安招待我们入场，叮嘱道，“最好不要告诉西方人这里发生了什么”。黄铜的大门缓缓打开，一行人鱼贯而入。
一周之前，在北京以西超过1000英里的四川省，我第一次采访了Will(这不是他的真名字)。那是在一个灯光照出漫天灰尘的高速公路的天桥上。Will刚刚和他的师父打完太极——在拜师的时候，Will在门前跪了12个小时才得以入门。我们三个人——Will,60岁的不停抽烟又十分敏捷的太极师父和我——开始讨论一个在中国日益时兴的问题：新与旧的共存，传统与革新的融合。太极师父和我一起看着Will，点了点头。
2001年Will9岁时，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把同性恋和双性恋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的疾病列表中移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份声明不再把男同性恋(Gay)、女同性恋(Lesbian)和双性恋(Bisexual)列为精神疾病，而跨性别者(Transgender)并未从精神疾病名单中除名。
根据推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LGBT(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以下皆简称LGBT)群体。拥有5百万用户的国际男同性恋社交APP “Grindr”被中国的男同性恋社交APP“Blued”“完爆”了——后者拥有一千五百万用户，其中一千二百万来自中国境内。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此事上保持着沉默。“他们既没有忽视我们也没有管制我们，这既让人沮丧又让人庆幸，”Will说。
22岁的北京男孩Will现在在成都读本科。他说他自己是一名男同性恋。Will曾经到台湾交流学习，明年，他将会去中国极富盛名的清华大学攻读哲学的硕士学位。
Will的理想是“启迪中华之民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希望让中国传统古板的教条思想中加入一些兼容性。Will相信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相比的话，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对LGBT群体最为宽容和进步的地区，当然，前提是在教育体系中加入这些(尊重、正视LGBT群体的)意识。
我们和Will探讨了在中国社会宣布出柜、同性恋和家族男性继承人的双重身份和同性恋性行为正常化等问题。
问：作为一个90后，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是什么让你有了“同性恋”这一观念?
Will：当我第一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男同性恋”时，我11岁。这个概念会时不时的出现在社会上，电影和媒体里面会提到“同性恋”。我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没有人对此做一个准确的定义，所以我只好通过观察个体现象(来定义同性恋)。
在中文里，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统称作做同性恋，“性”和“姓”同音。在懵懂无知时，我曾经和同学开玩笑：“你也姓王，我也姓王，我们是同‘姓’恋”。
在我11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网站，叫“朋友别哭”。这个网站的年代太过久远，不过我相信它现在还留存在互联网上。这个网站上有一些关于男同性恋的小说、图片并有一个论坛。在论坛中有提及男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意识到，“哦，我一直是个男同性恋。”
问：你登陆这个网址有什么困难么?
Will:任何人都可以登陆。我知道很多——很多，很多年轻甚至年长的中国人发现了这个或者这样的网站。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怪人，自己没有堕落。
问：当你意识到你是一个男同性恋时你做了什么?
Will：实践。我知道那些知识——我知道什么是口腔性行为——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同性恋)关系中涉及感情的部分。那时候我才12岁。下一步就是肛门性行为。他比我大10岁。我们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事实上，是我引诱的他。现在看来他或许不应该那样做，那时候我才13岁，那是违法的。
然而这一切进行的并不顺利。那时候我在感情上还不成熟。我并没有很好的理解性行为背后的情感因素。同时我也缺乏性教育——没有说(多数情况下)性行为是发生在男人和女人间，没有“结婚前不要有性行为”或者是“第一次性行为应该是基于爱情的基础上”这样的教育。(在没有任何这些知识的情况下)第一眼看到那个网站，你不会认为(男性)同一个男性发生性行为是禁忌，你不会认为需要等到成年之后再尝试这些事情。你根本不会想第二次(就迫不及待的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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