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邬志辉，中国农村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村落社会历来有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的历史传统。但时至今日，中国村落社会中“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又开始日益凸显。笔者通过在四川省芥县云乡雍村这一完整的行政村驻村考察发现，当下社会上新一波的“读书无用论”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藏着一套复杂的新社会结构逻辑。
村落社会中哪些人更认同“读书无用论”?
“雍村”位于四川省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处该县的偏远山区，海拔为600~900米，幅员面积6.9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5%。芥县域经济对雍村辐射和带动较小，雍村所在的云乡是芥县目前唯一不通公交的乡镇。
截至2012年底，该村总人口1001人，样本总数为853，有效样本数为789。问卷调查回收结果显示，云乡雍村农民总体认为“读书有用”的占多数(53.5%)，认为“读书无用”的占少数(34.5%)，认为“无所谓”的占5.8%，“不知道”的为6.2%。
其中，雍村男性农民相对于女性农民而言，更认可读书无用，达到40%的认同度，而女性仅为25.8%。相反，认为读书有用的女性农民(67%)较之男性农民(44.9%)高了20多个百分点。在村落中，女性相对于男性更认同读书的有用性，这可能与云乡鼓励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女性留守农村种植柑橘和茶叶的刺激性政策相关，同时也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西部村落家庭传统习俗有关。外出务工者因为其所处的次生劳动力市场更容易直观地看到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下、文凭贬值等一系列有关读书无用的底层社会现实，更容易将其在城市底层空间和次生性劳动力市场中所看到的读书无用事实作为不容质疑的结论而传输给村落中其他男性农民，从而使大多数男性农民更容易形成读书无用的价值判断。而女性因为其相对于男性在村落中的生活封闭性和文化保守性，其所能接触到的观念主要来自村落内部的内生性话语以及电视媒介上的宣传话语，因此更容易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教育有用性思想，相对于其日夜辛苦耕作于土地上而仅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农业收入而言，读书的有用性确实更易凸显。另外，在以雍村为代表的中国村落中大部分留守子女都是由留守妇女所抚养和教育，因此，女性农民更愿意内塑读书有用的观念，从而带给留守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积极的正能量。
(一)农户子女接受教育层次越高，家庭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反而越低
按子女接受不同教育层次和阶段的家庭划分来看，笔者按照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仅完成高中教育、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仅完成义务教育、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以及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七个层次来划分雍村家庭，其中如果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都按照其第一个子女所受教育状况来确定。
如果按照分类的家庭户来研究村民对读书有用性与否的看法，则可以发现：
1.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总体高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分别为69%、75%和93%，而子女已经完成高等教育、仅完成高中教育、仅完成义务教育段以及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分别仅为23.1%、16.2%、35.4%、57.1%。
2.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阶段越高，农户家庭对教育有用性的认同度占比越低。尽管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度的绝对数不低，但较之子女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农户家庭组内占比而言，其认同比例则是最低的。
3.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最高的反而是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其次是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最低的则是子女仅完成高中段教育的农户家庭。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