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许多互动，在过去十年里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套路。一开始是大吃大喝，拉近感情，然后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样子，一队人马就转战KTV、洗浴中心或者夜总会。大家在一处公共的社交空间里一起再消磨两三个小时，要么是叫几名小姐随伺一旁熟练地陪你调情，要么是全体男性集体脱光去泡澡。
卖淫在中国是非法行为，但它打着各种旗号，一直都存在。社会学家黄盈盈和潘绥铭曾经强调，中国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分为多个层次，他们将其描述为七种类型，既有捧场对象主要为贫困外来民工的“工棚女”和“站街女”，也有在路边小店里的“按摩女”和“发廊妹”。最顶层的则是“二奶”和“包婆”，她们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收费也要贵得多。商人多和其中的较高层级来往，尤其是被潘绥铭划定为第三层的“陪女”。
KTV是一种唱卡拉OK的地方，它分为两种，但有时候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KTV里。一种就是跟朋友一起吼《老鼠爱大米》的地方，另一种是与人交往的地方，偶尔才会唱几句，到了深更半夜可以让“小姐”提供性服务。同样，有的洗浴中心在白天的时候提供家庭优惠，很可能到了夜晚就变成了妓院(brothel)。2004年，我不下十次地看过同样一张带框的印刷品，它似乎卖给了整个华北大地每一家或正当经营或不正当经营的营业场所，画面上是一名故作端庄、年轻性感的东南亚女子。在餐馆里，会有一件白色的紧身无袖上衣遮住她的胸部;在妓院里，她的胸部则会炫耀般地完全袒露出来。
去妓院未必就能搞定商业关系，整个过程还需要更为贵重的礼品、陪同消遣、直接贿赂，甚至是由一方全力负担的长途集体出游。但许多年来，它们一直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高尔夫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品味变得稍稍更为精致，比如相较于白酒，洋酒或者葡萄酒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惯例中有的已成明日黄花，至少对政府官员而言是如此。早在今年以前，就有定期的扫黄行动勒令涉黄场所停业整顿数周乃至数月，然后就会恢复正常营业。然而，眼下针对政府官员的整肃运动，还有习近平主席大力倡导的反腐运动，却已让往昔的这套标准商务惯例陷入了停滞。许多高层领导人在落马的同时往往也担负着道德败坏的罪名，其中包养情妇的行为尤为常见。
针对“通奸”行为的法规，几十年来首次得到执行。一项过失俨然成了重罪。再加上较底层的官员，尤其是在中国那些结构臃肿的国企内部，开始纷纷利用反腐运动的严打态势，告发自己的上级官员，为自己开拓升职机遇，从而让这套规则开始变得得不偿失起来。
2013年底，针对政府官员的一连串警察搜捕、公开封禁和新命令，那些在以往的商务洽谈中必不可缺的营业场所纷纷关闭。我最初以为，这场扫黄运动将像其他许多运动一样，仅限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然后再加其他几处关键城市，比如素以性产业出名的东莞，该地区在去年2月份时就曾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严打扫黄。
在分别联络过成都、重庆、唐山、石家庄和哈尔滨的熟人后，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现象：官员们害怕被人看见出现在那些之前被视为贵客的场所。多年来形成的生意形态，而今却成了一项危险的消遣，至少随便一名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最初又是哪些因素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去的呢?
中国饭局上的劝酒 ，是评判生意伙伴的绝佳机会。因为大家信奉“酒后吐真言”。
美酒、美食和性爱，都是乐事。但是在中国，饭局与妓院文化却早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乐趣，只是一种主要用来与其他男性建立生意关系的商务工具。
这种工具带着一股令人发噱的幼稚感，尽管参与其中的大部分男性都已人到中年。划酒拳、咸猪手、低俗段子，还有以试探他人弱点――无论是在喝酒还是女人方面――为乐，都是其中的常态。人类学家庄思博(John Osburg)曾用了数年时间与四川成都的富人群体来往，为自己的著作《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收集素材。他告诉我说：“这些活动就像初中生开的派对一样――只是多了酒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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