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道德重建，路在何方?
受访嘉宾：何怀宏
采访人：王淇
何怀宏：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翻译多部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译文信实流畅，对国内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代表作《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存在普世法则
王淇：从良知论到底线伦理、新纲常，您一直致力于提出现代意义的道德规范。学者提出的规范如何才能成为社会共识，并落实到实践中?
何怀宏：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学者做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尝试提出一些他觉得可以成为共识的观点。这个过程可能是不断的，要依赖知识的训练，也要依赖直觉。他首先要考虑和论证有没有某种具备普遍性的共识，有没有我们生活中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的学者，他觉得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普遍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的，哪怕是想要否定这种普遍共识的人，他们也认可要讲道理。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说理来解决问题或影响人呢——至少希望如此?
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有一些东西能够得到大部分人赞同的。要通过说理而不是暴力和欺诈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共识性的前提。
为什么要靠讲道理而不是靠拳头、靠谎言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尽量互相说服?那怕惩罚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惩罚?学者说出理由来——我们都是比较平等的存在，你不能去压服别人。
这其实已经隐含着一种道德含义了，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立法"，你要想一想它能不能成为所有人都这样做的行为准则，它能不能成为普遍的法则?我不希望别人伤害我、杀戮我、欺骗我、凌辱我，那么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别人。这就包含了一种基于平等的普遍性。
高考作文题：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拔高
王淇：学校教育方面，您好像比较关注语文课。语文教育如何在伦理重建中发挥作用?
何怀宏：对，我现在对学校教育有几点感触。一是德智体不平衡，中国的教育始终太强调智力，德育往往政治化而不是真正的品德教育，体育好像变成附属科目，更不受重视。
体育在国外许多国家是放在第一位的，尤其男孩子身体要健壮。智育也不如民国时。那时候很多大学者教师范、教小学，现在小学老师能是大学者么?可能的确有少数的很好，但再也不会像晚清乃至民初那样重心在下，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在乡土了。
城市里是这样，农村就更糟。我一方面很同情乡村教师，待遇不好，就像有人说的：可能就比乞丐高一点;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也远远不如以前。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城乡择校都那么厉害。
语文课是可以让孩子在学习文字的过程中养成道德意识的。不过现在的语文教育真是有问题。你看高考这个指挥棒，作文题水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拔高，道德上拔高，政治上拔高，精神上拔高。
比如说有个作文题，父亲违反交规子女该不该电话报警。
首先，这个题目对农村孩子不公平，他都没有这样的体验;
其次，报警还是不报警，你让孩子怎么回答?高考那么重要的事情，孩子就要想出题人希望什么答案。似乎报警才是政治正确，说心里话就得不到好成绩，这不是让孩子为难吗?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标准答案，最好没有。
高考题作文题反映中等教育总体的水平，出题人怎么想会构成某种引导。所以要慎之又慎，尽量平实。
公民社会：共和国最需要公民的道德，最需要好公民
王淇：您刚才也提到学校德育课程是政治化的。那么能够引导孩子们真正确立起道德信念的德育课是怎么样的?
何怀宏：小学德育的内容就是很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诚实、有同情心。最重要的一点，品德课教材的例证、故事最好不要和政治人物发生关系。普通人的例子就很好，不要动不动就和某个革命领袖、英雄人物联系起来，也不要那么多壮烈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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