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 晴
G现身了。据说，在公司年会上，当他入场时，掌声长达两分钟。这掌声中有意外、尊重、欣喜、侥幸，或许还有对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感。
整个周末，关于G的猜测占据了所有的媒体、微信、微博、饭桌、吧台……比起刚刚在狱中身亡的另一位商人X，G带来的冲击更为显著。
这不仅因为G的企业规模更为庞大，因为他的国际知名度——过去几年一连串的国际并购令他成为最出名的中国商人——更是因为他一直低调的个人作风。比起X卷入了政治漩涡，G一直以一个市场力量的代表出现。他的消失与再度出现，都没有明确的说明，似乎被一种过分神秘与强大、人人似乎知晓又不确切知晓的力量决定。
因为G，我忽然想起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的一本书。大约12年前，在后海旁的社科文献出版社，见到这位《华盛顿邮报》的外交编辑，他来中国宣传他的新书《寡头》(The Oligarchs)。在书中他追溯了六位俄罗斯人——四位巨富两位政客——在九十年代的兴起。当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慌乱时，他们从中谋取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与权力。他们的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他们的确是一个失灵的旧制度的摧毁者，但同时似乎并无意建立一个新制度，只是把那个僵化的财富激活，然后转移进自己的腰包。他们和那个经常冲动、醉酒的叶利钦是这个新俄国的象征。
我忘记了到底问了霍夫曼什么问题。我记得那本中文版的《寡头》包装不佳，印刷欠妥，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没有理解内容的重要性，甚至对它的题目“寡头”(The Oligarchs)也缺乏感受。或许承接希腊传统的人可能很容易理解“寡头”的感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他们就喋喋不休地讨论“寡头”与民主与公民的关系。但我不属于这个语境。
我也对俄罗斯的变化缺乏兴趣。仍记得1992年秋天，作为一名高中生，我和同学们颇为激烈地在政治课上争辩——为何“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了，中国却坚持住了，尽管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依旧曲折与漫长。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确信感从何而来，如今想来，我当时的脑子真是被洗的干干净净。这争辩也意味着，俄国因素在我这一代人中的迅速减弱。自从李大钊说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以来，俄国就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历史。它是榜样、是方向，但此刻，榜样坍塌了。
在见到大卫·霍夫曼时，普京正代表着一个更稳定的时代的到来，但比起正迅速崛起的中国，俄国变得毫不重要。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我也正沉浸在一种对未来的乐观之中。日渐的对外开放、日益强劲的市场活力、新科技带来的新表达、正在兴起的市民空间、中产阶级，似乎都在把中国引入一条几代人期盼的道路。企业家是正在兴起的明星群体，尽管一些人受困于“原罪”之说，但我们都知道，比起低效率、迟钝的国有部门，这些从社会边缘出发的创业者，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缔造人。
G是这缔造人之一。他们中的很多被贴上“92派”的标签。在我与中学同学争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他们投入了市场之海。对他们来说，邓小平再一次造就了他们。先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他们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接着是1992年，他们被允许创造与占据财富。在他们的整个少年时代，他们被要求反对“资本主义”，如今却可能成为资本家。他们成了弄潮儿。在工人、解放军、诗人相继代表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的时代精神之后，这些财富创造者成了新的明星。
手边的《寡头》一直没有阅读。俄国的消息时而传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入狱。他是“寡头中的寡头”，他的石油公司既是俄国最庞大也是最高效与透明的公司。进入21世纪后，他似乎一洗昔日形象，改善公司的治理，缔结与西方的关系，还支持公民组织，希望改善俄罗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最后，他决定竞选总统。然后他被扔进了监狱。比起沉默的普京，这些在九十年代喧嚣一时的“寡头”都只能逃亡或沉默。
比起俄国令人不安的变化，中国则富有希望。她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了世界工厂，不再是依靠国际市场的牵引发生变革，反而变成了支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而这些中国企业家们，似乎昨日还在亦步亦趋的学习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的管理与投资方式，想迅速地复制硅谷科技成就，然后就突然发现自己成了Player之一。很多时刻，模仿者反而因为市场规模而成了新的领导者。金钱的数字更是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变化。大约2008年后，百亿人民币的公司已开始普遍出现，接下来是百亿美金的级别，再接下来则是千亿级的公司的兴起。一些企业家的财富突然可以与巴菲特、李嘉诚、郭鹤年比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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