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非法拆迁”的人性拷问、体制反思、法理探问

　　—— 小序 ——

　　“法，高于一切神和人”(古罗马学者塔西坨)

　　英国历史上有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能与之相媲美的，是当今中国频频发生的“非法拆迁”现象。

　　粗看，两者相似;深察，又深刻相异——因为在英国往日的“圈地运动”中，公权力是不可介入的(除了某些官员的私下交易);但是，在当今中国频繁发生的“非法拆迁”中，绝对少不了某一级公权力的公开介入。

　　想想也是荒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换成大白话：人民，是国家主人。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他们行使的职权都是人民赋予的，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

　　依照以上两法来看：“国家主人(人民)”居住在隶属于自己的国土上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可以自家做主的事。可是当今的现实却是：“仆人们(官员们)”有权决定“主人们(人民们)”能否安居在某一块国土上的去留权!

　　“公权力”之所以能够公开介入，所依的是另一种“法定”，即全部的“土地权”属于国家(全体国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只属于国家);而公务员们就代表着国家!——这便是某些公权力者，名正言顺地介入大小拆迁项目的“法理依据”。

　　这岂不是一种法理上、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正是这种法理上的混乱，为许多不法官员留下钻空子、谋私利的巨大漏洞，乃至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痼疾!

　　(有一点必须强调：此文所谈，专指“商业性土地开发”。与“规划性拆迁”无关。)

　　打开网络，有关“非法拆迁”的新闻不胜枚举;民众的抱怨之声充斥耳目。

　　笔者就亲身经历了十多年的、眼下还在推动的“非法拆迁”过程。

　　由于某种原因，笔者只能采取“甄士隐去、贾雨村言”的笔法论之。

　　其实，是否具体落实到哪一部门、哪一地域，并非重要。在此文中，笔者着重于“就事论理”——尝试探讨一桩桩“非法拆迁”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 过程(运作)篇 ——

　　【官商联手，操作手段之一：

　　所有“非法拆迁”案的运作过程，大致相同。按照我们这儿一位老人的说法，即是“哄你—骗你—压(吓)你”三类手法。

　　“哄你”：有关部门会高调宣称：“要为大家创建更美好的新居(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云云为说辞，诱使住户自愿参与此一新建项目;

　　“骗你”：由于大多数居民不清楚自家原有住房，具有哪些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有利权益。所以，大都听信某一级官员的说辞。结果是，自身的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而不得知。或是知晓了，已经为时过晚，生米煮成了熟饭——原有住房早已被拆成一片废墟;

　　“压(吓)你”：对于明白自身合法权益的、并且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住户，官商联手，采取高压手段，对其施以高压;对于坚持到底者(所谓的“钉子户”)，甚至采取恐吓手段，直接威胁到你的身家性命(也会采用个别收买策略)。

　　【官商联手，操作手段之二：

　　1，欺上瞒下，骗取上级批文：这是最为常见的黑箱操作手段，即以非法手段，骗取有关上级部门的“合法批文”。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商先拉拢一批赞同拆迁的住户，让他们在申请拆迁的上报材料上签字;同时，将上报一事欺瞒住不同意拆迁的住户。再之后，运用某些不合法手段(如行贿)，去打通上级有关部门的贪腐官员。由此，得到上级部门的批文。

　　他们会立即拿此权威部门的批文，来证明此一拆迁项目的“合法性”。并借此“批文”对住户施以高压。必要时，可以有恃无恐地强行拆迁，哪怕是置人于死地也无所顾忌(因为其中的利益链太强大，黑色红利太巨大)!

　　2·将“钉子户”污名化：将种种不实恶名扣在所谓“钉子户”头上，以求在公共道德上和舆论上，弄臭不合作者。由于公权力掌控着一方的司法与新闻，及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所以“钉子户”们，是无法通过正常的舆论、司法、行政等渠道，伸张正义，维护合法权利。

　　3，“文革”式的政治手段：说来有几分荒唐。本来是属于商业化的拆迁项目——典型的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属性的商业运作模式。可是官员们在操作过程中，却最好使用“文革式”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那些“老革命”聚集的居住区)。他们会用“毛时代”的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宣传手段，及“文革式”的多数人围攻少数人的手段，来对不同意者施以高压。确切地说，来侵犯“少数人”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这也表明，中国式的经济改革是一种大杂烩性质的。公权力，最好驾轻就熟地使用传统式的政治手段，来解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4，“咸鱼与鲜鱼”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比喻。公权力为咸鱼;住户为鲜鱼。咸鱼经得起时间的拖延;鲜鱼经不起时间的拖延。

　　在“非法拆迁”中也是这样。公权力可以一个梯队接一个梯队的来跟你缠磨下去。反正拿着老百姓(包括住户)交的纳税钱，反正他们的所谓“工作”就是拆迁，反正他们有的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人才资源，反正他们掌握有充分的公权力所享有的各类行政资源。

　　可是住户们呢?只能是以个体家庭为单元的抗争。就算有一批志同道合者联合维权。但是相形之下，住户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年龄上、体能上、经济上、精力上，是难以长时间耗损下去的。

　　这便是“咸鱼与鲜鱼”的关系。

　　本来应该是保护每一个国民合法权益的公权力，却反过来成为伤害、侵蚀、讹诈国民合法权利的恶势力!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公权力性质的转变????】】

　　【官商联手，操作手段之三：

　　在“非法拆迁”中，官商勾结，十分老道地充分利用人的劣性与弱性——

　　1，人之劣性：

　　——首先体现在官员身上。佛曰：人心有三毒，“贪嗔痴(慢)”。贪婪为第一毒!

　　在一桩桩“非法拆迁”案中，相关官员皆是台前台后的主要推手。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手中掌握有万能的公权力!

　　不良商人很清楚，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使这些官员们，成为自己最积极的共谋者、合作者。其手段，无非是调动起官员心底的贪婪之欲。

　　这些贪腐官员还有一个极大的特色，那就是“双面人”的角色。当他们动员住户门参与拆迁工程时，会说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饰美之辞(如：“为大家着想啦”“为了公共利益啦”“为子孙后代造福啦”)。可是私下里呢?他们却贪污受贿，多占房产，为了一己之私能够大打出手，为了分赃不均不惜撕破颜面......

　　——其次，体现在某些住户身上。他们或者是非法拆迁中的受益者(如面积扩大);或者是被官商收买的某些住户(如：私下许诺，补偿你多少多少的“特殊利益”)。

　　于是，他们也成为积极的推手与合作者，也成为唱高调者。哪怕是按照法规，他们本来是无权参与这样的拆迁项目的。但是他们会佯作不知，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中，也同样摆出一副正义在身的样子。又是一种双面人的积极作秀，假面表演。

　　说白了，还是贪婪心在作祟!

　　(实际上，严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的作恶者，也就是侵害自身的合法权益。早晚有一天，他们或者是他们的亲友后代也会品尝到同样的苦果!)

　　2，人之弱性：

　　这种弱点，主要体现在不情愿参加“非法拆迁”的住户身上。

　　由于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强权重压之故吧，中国老百姓大多胆小如鼠、怕惹是非、怕得罪官家，甘愿以“蚁民草民”自居(所谓“蝼蚁尚惜性命”“各扫门前雪”“祸不入慎家之门”)。

　　因此，面临由官方推行的商业性拆迁时，多数人采取的是龟缩头的方式，不愿做出头的橼子(俗语“出头的橼子先烂”“枪打出头鸟”!)

　　他们很希望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承担责任、承担风险，乃至为他们牺牲。

　　如果有这样的勇气者兼傻帽者，大声疾呼了、承担风险了，乃至时出了血的代价，而为大家、为正义的一方赢得了胜利。

　　那么缩头乌龟们可以坐享其成，安享红利。

　　如果承担者成为了白白的牺牲品;那么，只要自己平安就行。并且会为自己的平安而感到侥幸，感到精明。甚至会说几句风凉话，嘲讽那些承担者。[page]

　　—— 反省篇 ——

　　由于当今“反腐”力度的增强，盛行多年的“非法拆迁”的疯狂劲头有所收敛。但是，这等恶现象，绝不会一朝而绝。“非法拆迁”的幽灵，还在中华大地上四方游荡，时不时地造孽下“爆炸性新闻”。

　　二十多年的“非法拆迁”的横行无忌，给全社会带来诸多影响深远的“恶果”——

　　【恶果一·公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具体体现在“公权私用”)

　　“公权私用”，是“非法拆迁”中最大的恶。

　　“公权私用”分为两种类型：

　　1，公权力的“公权私用'——即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图谋私利。

　　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的所有犯罪形式中，最大、最恶、最不可宽恕的犯罪，就是公权力的犯罪!

　　2，社会恶势力的“公权私用”——即公权力被某种民间恶势力所左右。

　　由于某些实权官员的龌龊把柄，被捏在了黑社会或黑心商人的手中。这一层的公共权力，就可能完全被某种恶势力所左右所支配。

　　本来是属于个别或少数官员的贪腐行为，由于他们的手中掌有公共权力，结果是公权力成为了黑社会或黑心商人的手中利器。

　　——网上的一个传闻：一个无赖，捡到某个美女的身份证。他借“小姐”之名，写信要挟几十位在职干部，要钱“补偿某种损失”。没想到那些官员中的大多数做贼心虚，个个往无赖提供的银行账号里打钱。那个无赖不仅钵满盆满，而且能够指使那些德行有亏的官员们为他办种种事(也就是主宰了这个县的大部分公权力)。他俨然成为了此县的“第一把手”了!

　　(不敢说此事为真，但类似之事，在当今中国绝非虚谈。比世界名剧《钦差大臣》精彩多了!)

　　3，两种“公权私用”模式的沆瀣一气——是的，以上所云的两种恶现象，又是相互交织、相互利用、相互做大的。“公权力”不易做到的事(如打砸抢烧，威胁恐吓)，就由“社会恶势力”去做;而“社会恶势力”做不到的事(如对司法、舆论部门的控制权)，或者由“社会恶势力”犯下的恶性事件(如重伤了“钉子户”，甚至是致人于死命)，则由“公权力”来护佑之，解脱之。

　　老百姓们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走法律、舆论、上访之途吗?全都掌控在“公权力者”手中。至于受害者白白付出多么巨大的财产代价、精神代价、乃至生命代价，就不用付诸笔墨了。

　　于是，一桩桩“非法拆迁”以“恶手段”创造出“美丽的新世界”——一栋栋新的建筑楼群拔地而起，称雄炫魅于一方。好一副“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当然属于辉煌的“地方官员政绩”)!

　　外人哪知，在繁花似锦的外表下，却掩饰着巨大的不公正、不合法、非正义、龌龊交易,和平头百姓的愤怒、眼泪与无奈!

　　可怕的是，这些不公正、不合法、非正义的恶劣手段，已经铸造成国人不得不接受的、也难以再纠正的现实果实，人们只能永远的品尝下去(被迫吞下这一桩桩丑陋现实的“果实”)!

　　而权钱交易的官员、商人们，早已盘根错节成巨大又坚固的利益网络集团。难以撼动，难以拔除——这就是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现状!

　　——人类社会有两大类犯罪形式。一者是“社会性犯罪”;一者是“公权力犯罪(公权私用)”。

　　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性犯罪”。

　　但是，一个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一个“法大于权”(法律至上)、合乎天道人性的良性社会，它首先要杜绝的就是“公权力的犯罪”——这是一条绝对意义上的“法则”“公理”“铁律”，不容置疑，更不容改篡!

　　对于任何社会而言，最为可怕的不是“社会性犯罪”，而是“公权力犯罪”——当一个国家出现希特勒、斯大林、布尔布特式的“公权力犯罪”时，你有逃避幸免之地吗?!

　　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普遍的出现了公权私用、公权力犯罪的恶现象，那么就表明这个国家已经病得很重，甚至是病入膏肓。

　　——而公权力的犯罪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是“政治利益性”的犯罪，一者是“经济利益性”的犯罪。

　　希特勒清除犹太人，是典型的“政治性犯罪”;而如今的“非法拆迁”，则为典型的“经济性犯罪”(两种犯也常常是交织一体的，只是偏重于哪一方面而已)。

　　笔者的结论是：如果公权力不能被关进笼子里;那么，被关进笼子里的必定是公平，正义，法律，舆论监督，公共道德，和每一个公民天生享有的合法的生命权、财产权与人格尊严!

　　这样的社会，会是良性社会吗?

　　【恶果之二：人性(公德)的恶化

　　“受益者”们良心良知的极易丧失——凡是卷入“非法拆迁”的大小“受益者”们，为了私欲私利的满足，其良心良知和道德底线极易泯灭;而法律法规的庄严性、规范性，也极易被扭曲、被践踏。

　　更为荒唐的是，他们偏偏还要摆出一副“正义在我”的庄重感，高尚感。都成为昧着良心办事说话的“假面人”。其中绝对不缺那些大把大把行贿受贿的官吏商人们!

　　你不得不说：

　　人性本恶——本恶的人性，私欲至上;

　　人心伪善——伪善的人性，道貌岸然;

　　人类行为所潜伏的兽性内涵——兽性内涵的人类，本能地奉行“丛林法则”：以众暴寡，以强凌弱!

　　人世的某种冷酷无情——无情的人世，不会因为“少数人”的合法利益与人格尊严被任意践踏而内疚自责。

　　荒唐的是，许多“助纣为虐”的住户们，大多是些“法盲”，属于“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大傻帽”。真是令人又可气又可笑!

　　而多数人的“正义”，很容易转化为“多数人的暴力”(或曰“多数人的不道德”)。

　　不能不说，这是半个世纪来中国人难以摆脱的一大社会性梦魇。在五、六十年代，主要是以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残酷方式体现出来;进入九十年代后，主要是以经济性的“非法拆迁”方式体现出来。究其根因，都属于“公权力”的滥用!

　　人类历史上也曾一再发生这样的恶行——当多数人自认为是正义的“化身'时，无论他们是在最高领袖的鼓动下;还是在某种地方政治(宗教)权力的诱惑下;或者仅仅是受“乌合之众”的集体力量感、法不责众感所驱使。他们都极易将自身的“正义感”“神圣感” ，转化成为多数人的暴力，去侵犯剥夺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如“唯一真神信仰”者对异端者的肉体消灭与精神消灭;如优秀种族对于劣性种族的财产剥夺、人格侮辱、生命毁灭;如“革命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羞辱、抄家、杀戮)。

　　最高权力者及各级图谋私利的大小官员，都是在先调动起“多数人的正义感”后，再激发起“多数人的暴力欲”。由此，才易于实行和实现其最高权力者及各级官员的政治(宗教)雄心或经济目的。

　　在如今的“非法拆迁”中，这样的恶相也一再发生。

　　所以说：在当今中国，特别需要提倡“一个指头(少数人)”的勇气与坚持。当然，前提是：合乎法律，良心无愧。表面上看，“一个指头”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切身利益和尊严而维权;其实，从本质上看，“一个指头”真正维护的，恰恰是“每一根指头(包括“九根指头”)者”的合法权力与人格尊严!

　　【恶果之三：庄严法律(法规)的儿戏化

　　笔者认为：对个体来说，也许是信仰和道德最为重要;但是，对一个社会(群体)来说，宪法(法律)更为重要!

　　在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里，国民可以有不同的信仰权，或者不信仰权。但是，所有的不同信仰者与不信仰者，都必须严格遵守同一部宪法(法律)——这是每一个国民的全部合法权利，得到绝对保护的根本底线。

　　反言之：对任何国家而言，一旦宪法与法律成为儿戏，那么这个社会就再也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行为准则、法之尊严，可以遵守(遵循)。

　　尤其是当宪法(法律)成为公权力者任意操纵的利器、随心涂抹的小丑脸谱时，这样的国度，必定是一个生存状态极为恶劣的沦落之邦。也必定是一个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成功人士”纷纷逃离的“索多玛城”。

　　试想：一个国家，频繁出现“权钱交易”者不择手段地将不合法洗白成“合法”，不公义美饰为“公义”，恶行为涂抹成“善行为”，将本不应该存在的噩梦，变为冷冰冰的现实......这样的国度,岂不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疆域吗?纵然有一片片高楼拔地而起，一圈圈新开发区星罗密布，也掩饰不了霓虹灯下的怨气冲天、哀声遍地、是非不彰、公义失色、公理丧失、道德底线坍塌。

　　为恶者趾高气昂，肆无忌惮，升官发财;守法者受屈受辱，危机四伏，更不幸者家破人亡——这一类发展模式的“繁荣”景象，岂可日久天长?

　　——“公权力”，本来是国民赋予“公务人员”用来为全民服务的。一旦“公务人员”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欲私利的利器，当然是一种最大的恶!其犯罪对象，已经不是仅仅针对(伤害到)个别人、个别家庭，而是针对(伤害到)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换种说法：是对国家的犯罪，对人民的犯罪!

　　称他们为“人民公敌”“国家公敌”“法律公敌”，绝非夸张之辞。

　　【终论：

　　安居乐业是中国民族几千年的古老传统。

　　“祖业-住宅-家”，对中国人来说是最为神圣的根基。对于当今国民来说，房地产也是一个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资本。

　　“非法拆迁”所侵害的，正是每一个家庭的最重要的合法资产;所剥夺的，也正是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根本之基。严重者，甚至造成其住户的命丧黄泉。

　　所以说，“非法拆迁”是最大的恶!

　　其“最大之恶”还不仅仅在此。公权私用，公法失效(恶因)，公理颠倒，公德丧失(恶果)——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不能承受之恶!

　　(在一个法制健全、权大于法的国度里，这类“最大之恶”，是不可能出现的，或说是很少可能出现的。)

　　所以说，“非法拆迁”的社会公害性，决不可小觑!其恶行，是对国家、政府、法律、公共道德、全体国民和子孙后代，极大的侵蚀与伤害。因为：

　　——公权的滥用(公权私用)，必然导致公权力的公信力的彻底丧失。先圣有曰：“民无信则不立”。公信力的丧失，最大的政府危机!

　　——公德的沦丧，必然导致道德底线的彻底崩盘。良心的尺子断了，公共道德的底线也就崩塌了(“全民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

　　——公法的失责(失职)，法律的尺子断了，法的尊严就不再存在了。“法”都可以儿戏，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还有什么是绝对神圣的?庄严的?还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违逆的国法纲纪?法，成为了儿戏，一切都是儿戏!

　　——公理的颠倒，“公理”(天理)不再存于人心，这样的官员与国民，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还有什么可以敬畏的?无所顾忌、无所敬畏的官吏国民，难道不是最为可怕的“丛林猛兽”吗?

　　简括之：法的尺子断了，一切也就断了。

　　心黑了，一切也就黑了。

　　公德的底线丧失了，文明也就丧失了。

　　不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公权力就会把法律良心、法律、公德、公理、民众关进笼子里。

　　就这么简单!

　　由此而观：那些艰难的合法维权者，是为最大的善。他们以眇眇之身、“少数人“之力，在坚定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维护整个社会(每一个国民)的公法，公理、公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进步，正是由这些合法维权的“少数人”一步步开拓的，创立的!

　　有他们在，希望就在!

　　201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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