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我到河北保定挂职，担任副市长。

　　一起挂职的，还有记者部副主任庹震，他到涿州任副市长(庹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

　　临行前，总编辑范敬宜对我们说，你俩下去挂职，是个锻炼机会。下去以后，要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了解中国实情，多提高自己能力。

　　我和小庹郑重地点头。我们心里清楚，作为报社年轻骨干，老范舍得放我们一年甚至两年离开报社，确实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到保定后，市里安排我住市长办公楼第8 层，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屋角，围出一方天地，安放一张小床，每天上班、睡觉，全在这里。

　　工作还算顺利，市长也很热情，对我比较照顾，配桑塔那轿车一辆，司机一人，叫刘保柱。

　　我的任务，是专门协助另一位副市长，他有什么事情忙不过来，便交我去办。我将自己定位为“副市长助理”。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在保定是干不长的，体验一年或者两年，便要回去。

　　所以，不可能将具体繁重的工作，交由我这“副市长”去管。

　　干了一年多，大约1993年春吧，有消息说，我们可能要回去了。市长周德满见了我说，詹市长呀，你们挂职，就要期满了，是想继续干呢，还是回北京?

　　我说谢谢周市长，我愿意回北京。

　　为啥不愿留下来呀詹市长?一些平时和我比较谈得来的朋友私下劝我，像你这种情况：

　　一、在副市长中年纪最轻，40刚出头;

　　二、有中央单位工作经历;

　　三、为人实诚，人缘关系不错;

　　四、笔头子硬，善于写文章，还会出点子。

　　就凭这几条，继续干下去，肯定有优势，很有发展前途。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也曾反复琢磨，但此时萦绕脑子里的就一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图的什么，打算干什么呢?

　　如果继续挂职，照这条路走下去，毫无疑问，那就踏上仕途，一辈子走“当官”之路了。

　　当官好不好呢?

　　当然好，普天之下，谁不愿意当官呢?不但要当，当了小官，还想当大官呢。

　　然而，对我来说，却不一定。

　　因为，这四十多年养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太适应当官。

　　首先，最大不适应是，感觉浪费时间。

　　记得刚到保定不久，开一市长办公会。除市长、副市长外，还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分管科科长，以及相关部门的局长、科长，约二三十人，一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讨论什么事呢?讨论如何扶持一家企业，给予财政补贴。

　　首先，由下面主办科长汇报情况，局长谈初步意见。接着，分管副市长谈了个人看法后，其他副市长，分别发表意见……

　　最后，由市长讲话，谈他的意见。

　　原本以为，这就差不多，很快可以散会了。然而不!那位局长又开始发言，谈学习市长讲话的体会，以及根据此一讲话精神，对补贴方案的初步调整意见。

　　分管副市长和其他各位副市长，再次发表意见……

　　会议从早8点一直开到中午12点多，市长总结发言完毕，已是下午1点半钟。

　　到了食堂，一边吃饭，我一边想：

　　这大半天，大家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于我而言，无非是当了半天旁听生;其他与会人员，包括那些副市长们，不也就是发表发表个人意见，走走过场而已吗?

　　其实，市长对于此事，早已胸有成竹。

　　倘若，不是开市长办公会，而是草拟一份请示，由局里和分管副市长签署意见，再由市长作出批示，交各副市长画个圈，问题不也照样可以解决，而且，解决得更简单更快捷吗?

　　这不大大提高效率，不必浪费大家时间了吗?

　　我以为我的想法很有道理，便与我“协助”那位副市长交换意见。副市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笑说，詹市长哪，你刚从北京下来，恐怕还不太熟悉基层情况……嘿嘿，嘿嘿!

　　我也笑笑，无言以对。

　　除开会外，平时下去考察，也是一大帮人，到了企业，先到车间转转，听听汇报，市长或副市长当场作一些原则性的听上去完全正确却不一定管用的指示。大家再到会议室，都坐下来，企业再汇报一遍，市长再指示一遍。

　　市长讲话时，会议室里，人人掏出笔记本，认认真真地记着，时不时地，还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市长，表示心领神会，继续埋头笔记……

　　真是在记录，记些什么呢?

　　只有天晓得。

　　真有什么用吗?

　　我认为没什么用。

　　然而，大家都这么认认真真地陪着、走着、看着、记着……这就是市长副市长们的一部分日常工作。

　　对于这样的工作，说实话，我真有些不适应。

　　我认为没有必要，白白浪费时间。

　　当时我就暗暗告诫自己，老詹哪老詹，倘若今后你也吃这碗饭，这样的事情，将会占用你生命的一多半时间，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真不愿意。

　　其次，机关内部关系，确实比较复杂。

　　机关里，谁是谁的人啦，谁又和省里某某领导关系密切啦……我这个局外人，虽然也听了，但并不感兴趣，也记不住，只隐隐约约感觉到，机关里的关系，实在有些复杂。

　　不但关系复杂，有的地方，还有圈子。不进圈子吧，不好办事情，甚至明明办得成的事情，也可能办不成。进了圈子吧，万一以后某人出了事，尤其是里面的“头儿”出了事，其他人很难摆脱干系。

　　假如我留下来，我是不可能当然也不愿意去适应这种复杂关系的。

　　第三，机关工作，干好干坏，缺乏量化指标，很难说得清楚。

　　记得当时机关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如此环境，和报社一比，孰优孰劣，高下立见。

　　在报社，编辑记者干得好不好，非常简单，也很明显，一句话：报纸上见。

　　因为公开，所以，比较公正和公平。

　　回想1982年我分到《经济日报》后，短短十年时间，为啥职称破格到了正高，职务很快到了部主任，都非常顺利，上上下下，也比较认同呢?不就因为你的文章写得好，能力比较强，为人也不错，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吗?

　　倘若在机关，能是这样吗?

　　以上这些，便是我喜欢在新闻单位而不愿意当市长的原因。

　　我心里清楚：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不适应。

　　思前想后，挂职期满，我毫不犹豫回到了北京。

　　从此，在新闻单位一干几十年，直到退休。

　　你后悔过吗老詹?有人曾经问我。

　　不后悔，一点不后悔。我说，这是我一生非常正确的选择。

　　作者简介：

　　詹国枢，1969年赴四川会东县下乡插队，后任县文化馆干部、副馆长。197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后到经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高级记者、编委委员、副总编辑。2006年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任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

　　人物简历：

　　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

　　1982年分配经济日报社工作，历任国内部记者，主任记者，主编;

　　1985年任经济日报社国内部主任，工交部主任，编委会委员，副总编辑;

　　2006年12月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2010年3月，从岗位上退下。

　　社会兼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第二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

　　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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