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在香港的口水报纸的专栏上看到一篇关于保护动物的文章，作者是知名的香港专栏作家，文章写大陆和香港对待猫狗宠物态度的截然不同，最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句，大意是：看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不用看人与人的关系，要看人与动物的关系。

　　这句话唯一合理的地方是，评价动物权利的确需要和地域差异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观点粗糙地建立起两者的逻辑关系，举着文明的幌子而无视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

　　对于动物的态度，主流的文明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观点，赋予动物以权利。可是这要涉及到界定两个关键词“动物”和“权利”——哪些动物应该被赋予什么的权利，模糊的边界总是会引起不止的争论。动物是只包括与人类亲近的宠物，还是也包括守护生态多样性的野生动物，那么那些会对人类造成生命威胁的毒兽呢?而权利除了包含生存权利，那么所有动物的天性——性爱权利怎么考虑?还有那些被关进动物园的动物们的自由权利呢?这些问题争论至今仍无共识，现存的赋权法律体系也是不完善的。

　　而目前最大的呼声是来自于宠物主人对宠物猫狗的生存权利的保护。对于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社会来说，赋权的主体基本上都是猫狗宠物——猫狗宠物是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们不能侵犯到他们的生存权利，虐杀宠物是荒蛮的犯罪行为;因此“文明”就和“对宠物的态度”简单地建立起正相关关系。而香港人看到大陆对猫狗的态度恶劣，特别是看到广西狗肉节这种对狗的大屠杀，香港社会各界就开始指责这种荒蛮的“糟粕文化”，甚至有些动物NGO介入希望停止对狗的屠杀。然而，回归到对赋权“动物”的界定上，香港人所要保护的宠物狗，和广西狗肉节所屠杀的狗，是同一个主体么?大城市的居民把养宠物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和自己的宠物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朋友或家人的亲厚关系，这种宠物人格化的行为延伸到道德和法治层面，对人类以外的生命抱有尊重的确是属于文明的范畴。而在中国大陆，特别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广袤乡村地带，村民饲养动物则是一种生产方式，人们没有过多地把动物人格化，所以动物不是家庭成员，只是家庭的财产。像广西狗肉节是当地千年以来的一种传统，归其原因就是因为狗是当地相对丰富的肉类资源，对于当地居民的观念里，狗肉是和猪肉一样的补充肉质营养的牲口;这种情况下，用“落后”“荒蛮”来指责这些广西村民，是不是公平呢?反之，在公认的文明社会澳大利亚，因为袋鼠繁殖过剩，当地政府允许猎杀并食用袋鼠。所以，一个地区如何对待动物，与文明程度并无绝对的关系，而是基于这种动物的相对资源稀缺性，以及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类因此和动物产生了怎样的关系。

　　纵使承认尊重了某些地区对动物生存权利漠视的历史合法性，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传统文不文明，要不要改。动物赋权的支持者会认为，即使这种观念是合理传承下来的，但是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与普世价值不符的糟粕文化需要被扬弃和修正。例如美国的反奴运动，运动以前主流价值都是承认种族差异的，可是正是基于“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反奴运动终于成功，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变革。文明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于是最常用的判断方式是提出一个普世价值;所以文明人解决问题的常用方式是，占据道德高地，用道德压力迫使行为修正。可是这并不是万能的药方，对于该不该屠杀狗、吃狗肉的这个问题的评判中便可以看出文明的诟病，根本不存在一个众人信服的普世价值。如果说普世价值为“尊重狗——人类忠诚的朋友的生命”，那么有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某些群体不认为狗是人类的朋友，总不能强迫他们承认这种紧密的纽带关系。二是保护狗的原因只是基于其和人类的亲密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动物值得保护，例如也有不少独立特行之人把猪作为宠物;对于那些吃着猪肉道德讨伐杀狗者的人士，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道德矛盾——为什么同是可能成为人类忠诚朋友的动物生命不值得尊重?归根到底，动物赋权中宠物主人的呼声最高，是不是其实也是基于一种互惠利己行为的延伸呢?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在这个蓝色星球上占据食物链的顶端，对其余大多数生物占有生死掌握权，所以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感情、生态或利益需要划分哪种生命值得尊重——但是科技赋予了人类这样的能力，而不是这样的权力。有不少素食主义者认为，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不应杀害任何生命，若其是批判屠杀动物的重要力量，那么目前倡导动物赋权的团体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会减轻不少。

　　对于某些保护动物该不该吃的问题，归根到底在于其是生活方式中的家庭成员，还是生产方式中的家庭财产，但问题是太多动物处于两种范畴的边界。动物赋权之争论是一个揭露文明诟病的一个典型的窗口。在忽略资源稀缺性和历史框架情况下，简单粗糙地对屠杀动物的地区进行道德讨伐，会显得无知;没有自我反思和谨慎思虑，紧抓一个前后矛盾的虚无普世价值，则会显得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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