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负责任的大国
负责任的大国的原则与非霸权原则是一体两面。此原则使得权力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如果世界不再有一个领导者，那么，国际秩序的维系就取决于大国的负责任行为。亚当·沃特森(Adam Watson)的“体系利益”(raison desystème)概念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原则。
“体系利益”定义为“维护体系符合利益的信念”，这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raison d""""etat)概念迥异。尽管国际社会有一些稳定的特性，但也存在起起落落。它固然一直都存在，但是时强时弱，并非一定会越变越强。 布尔一直以来认为大国应当肩负责任，
因此也批评了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不负责任的行为。 国际社会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时下大国的选择。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遵从以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慎用武力，遵守协议，以及尊重产权。 布尔的以下论述值得整段引用：“大国有两种方式可以给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一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利用它们的优势为国际社会增添一些集中决策。具体来说，为了维护国际秩序，大国之间应该：(1)维持势力均衡;(2)避免或者管控它们之间的危机;(3)减少或遏制它们之间的战争。同时，它们还可以利用其优势(4)单独地利用其地区优势;(5)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6)‘大国协调’或‘大国共治’下的共同行动。”
布尔还强调，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地位，团结区域强国处理国际事务，呼应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从而使得自己的领导权具有合法性。
与布尔提出上述观点的时代相比，当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而且其论述并没有明确地反对地区霸权主义。但是，布尔的看法还是明确地指出了把“普世性例外论”(universalist exceptionalism)作为大国外交基石的问题所在。 拉格所说的“美国免责论”(American exemptionalism)——美国利用“美国例外论”及其领导地位，希望他人遵守而自己不遵守很多规则——无法立足于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所需要的是多元主义、自我克制和相互宽容，以及务实地采取联合行动处理共同问题。正是因为不再有超级大国作为跟随或反对的对象，所以各大国之间应当建立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协调，相互协调、共同担负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因为没有国家可以再支配国际体系，也因为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比过去一个世纪都要更小，因此负责任的大国的原则是可行的。国际社会将越来越像温特所说的对手加朋友的文化，而不是现实主义念兹在兹的对手加敌人的文化。
要实现负责任大国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作为对手和朋友的大国之间培养一种互动文化。所有的大国都应该清楚它们共同认可的规范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不仅仅自满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能够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而是建立一个合作性的国际社会，可以承担像世界贸易和大科学之类的共同课题，以及解决像环保和核扩散之类的集体行动的问题。培养一种朋友和对手的互动文化十分重要，也许可以从一些共识性程度高的联合项目开始做起，像是防止外太空物体撞击地球。
在这方面，国际关系学科也可以有所贡献。尽管国际关系学科与公共政策有某些相同的话语(比如势力均衡、两极、相互依赖、全球化)，但“国际社会”一词却一直没有脱离学术范畴和进入公共政策话语体系。公共政策的讨论很不幸地被另一个词所占据——“国际共同体”。“国际共同体”一词常常被用来代表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它所蕴涵的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在国际关系中过于不切实际。“社会”更多地是契约性、理性的和谈判而成的，而“共同体”更多地是情感的、基于认同的及演变而成的。这种区别在社会学中众人皆知，而公共政策的讨论也应该更多地留意这一点。“国际社会”更符合事实，其对负责任大国的本质和外交的期待也更为现实。
国际共同体可能更适用于西方，或者用于存在争议的所谓“民主联盟”，再或者某些有共同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但是，眼下的大国群体更为多元化。某种形式的大国协调有可能可以实现，而有鉴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政府间国际组织也需要进行改革(或者被新的国际组织所取代)。多元化的大国群体意味着国际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有些遥不可及，尽管在某些地区也许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多元化并不是绝望的理由。如前所述，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历史最小，它们有种种不同，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它们之间更多地是一个“社会”而非“共同体”，因而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英国学派，其核心概念就是国际社会) 应该努力让前者进入公共政策话语体系。
3.意识形态的谦卑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崩溃及“华盛顿共识”破产之后，每个人都应该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开放和谦卑(Ideological Humility)。现在所需要的是让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实验并相互竞争。让美国继续其经济自由主义，欧洲继续其社会自由主义，中国和俄国继续其威权资本主义等。每个人都应该放松下来，采取一种共生共荣的态度，同时看看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方面的成败得失。由于其他非资本主义模式都无法持续地提高实力，所以各大国对某种形式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的依赖根深蒂固。
4.共同命运意味着共同安全
人类面临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在环境问题上或许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很少有人否认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共同问题。杜德尼的所谓“暴力的相互依赖”颇具说服力。
环境的变迁是否会关乎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或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即使是冷战期间的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超级大国也承认，避免核战争和生存是它们的共同利益。因此，负责任大国的核心之一就是承认共同问题及采取集体行动，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共同命运。这同时也意味着各国应当更多地关注“体系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以及共同安全的原则。共同安全也就是说“与谁一起”而获得的安全，而非“反对他人”而获得的安全。从军事角度考虑安全通常都是指后者，前者只是在提到同盟或者“志同道合的联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传统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想法现在几乎行不通，因为像全球暖化、生物和数字病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共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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