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中东乱局，归咎于美国鲁莽输出民主——仿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中东是一片和平乐土。能源储备、战略要地、教派冲突，古老的诅咒从来没有止歇。“阿拉伯之春”后续动荡，是民主的变革之力，敌不过旧矛盾的破坏力。
而美国真的有心在中东推进民主吗?
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在“昆西号”巡洋舰上的最初相识，缘起于石油。会面之前，美孚石油已经取得在沙特的独家开采权。但美国真正介入中东事务，要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英国无力维持在中东的存在之后。从那时起，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一直是能源，与之交换，是提供安全保障。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才提出“自由中东”计划，推进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试图以此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胁。2003年大军直取伊拉克，宣示美国有能力介入中东一切事务。但它的民主推进计划，始终看人下菜碟，受制于美国对中东政权的依赖程度。
二战结束，美国为西欧送去“马歇尔计划”，是二十年后欧洲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支持了“68一代”的成功。但是在中东，美国资金投入顾忌重重，对埃及的每年15亿美元援助多用于军事。美国虽然不断敲打中东各国人权状况，多数时候还是默许油库上的政权，稳定压倒一切。
中东民主起源也与美国无关。北非地中海国家的政治制度，受欧洲影响早于美国。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启了中东近代史。埃及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便诞生了第一部宪法，照搬欧洲议会制。美国民主对近代中东的影响，更多在生活方式。美国流行文化在中东民间的受欢迎程度，远胜美国大兵。
随着页岩气和替代能源革命，美国势必减少在中东的政治与经济投入。叙利亚政府越过不使用化武的“红线”，奥巴马却撤回弦上之箭，拒不出兵，动摇了美国在中东的历史地位。谁是今日中东的主人，成了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较量。沙特援助埃及，十倍于美国，也不吝资助民生。卡塔尔支援叙利亚反政府军，收留穆兄会流亡者，还正式承认加沙哈马斯。两个非民主国家，展开金钱较量，不知会给中东带来怎样出人意料的变化。
社会变革总是复杂多面，很难用“好”或“坏”一言以蔽之。即便在伊拉克，民主声名狼藉，一无是处，但萨达姆倒台，至少减弱了人们对威权的恐惧。今日伊拉克媒体开放，人人发声。当地中国公司说，明显感受到伊拉克“企业文化改变”，不再是一个上司说了算。这对能源生意来说，也许少了便利，但大部分商业都欢迎更加公平的竞争。
回看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除了个体觉醒，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积极改变，反而付出无数生命代价。人们常常相信，社会一定要准备好，才能实现良性变革。但问题是，变革的一大特征，就是“难以预见”，它总在多种力量、复杂因素交织下，突如其来。如果说埃及革命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至少在2011年十八天示威中，它证明了一个相对开化的社会，一个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公民社会，在变革来临的时候，很可能避免内战，实现相对平稳的转身。而像巴沙尔、卡扎菲那样刚愎自用的统治者，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丝空间，无法预见战争的来临，更不知该如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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