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东的“立斋文存”由世纪文景出版，丛书包括《再造传统》(256页，39元)、《思想的浮冰》(356页，49元)两部作品。
刘东是学术活动家。他语速飞快，办事风风火火，仿佛一刻也停不下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举办学术讲座，推动多种丛书的出版，主持学术刊物，忙得不亦乐乎。他开玩笑说，中国只有两派：动手派、袖手派。他是动手派。
刘东是学术界活跃的组织者，他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介绍西方汉学，《人文与社会译丛》则介绍西方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是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学术的重要窗口。2000年，刘东主持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学术》季刊。2009年，刘东从北京大学转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学术》成为清华国学院院刊。刘东说 ，“读百家书，成一家言”是正常学者的路子，他则是先“译百家书”，并自述：“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丛书总序中，刘东认为：“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百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而他在《阅读中国》丛书的总序中又指出“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
历史是由“傻子”创造的
时代周报：除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你还有许多主持丛书的构想?
刘东：对。比如，我很想再办一套“80年代书系”，来全面回顾共和国的那个思想的黄金年代。如果没有80年代的闯劲，就没有此后的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想到，怀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姿态，甚至是一种社会批判，而此刻对于80年代的怀想，恰在与意识到那之后的道路，从大方向上就出现了偏差，所以，必须鼓足勇气回到当年的岔路口，朝着正确的道路重新出发。
再如，我还想再办一套“台湾国学丛书”，来引进即使在对岸也已绝版的、老一代台湾国学家的著作，这同样是源自一种深深的忧患：“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要知道，这些书籍中包括的内容，并不是跟现实生活全不相干的。既然海峡那边同大陆这边相比，既更多涵容了外来文化的要素，从而更富于现代化的特质，又更加坚持了历史的连续性，从而保住了本土文化的传统，这就胜于任何雄辩地说明了，即使已被置于西方冲击之下，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形态，仍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进路，从而构成不同因子的排列组合;而这种历史发展的非决定一面，才更突显了历史人物的伦理责任。
又如，我更想再办一套“同一颗星球”丛书，来译介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国际主流著作，这更是源自一种由来已久的、对于生存家园的焦虑。实际上，打从很早我就撰文指出过，当代中国的尖锐环境危机，远不止是严重的中国问题，还更属于深远的世界性难题。所以，如果仅就中国研究领域来探究它，这个问题就会是彻底无解的，必须让视界超越具体民族国家，即使在探索具体个案时，也要基于更开阔的“全球史”立场。—这也就是我所讲的“同一颗”星球的意思，正如自己在已写好的总序中所惊呼的：“真希望此间选译的著作，不光能帮助增益有关自然史的知识，还更能唤起对于大自然的责任感，从而切实起到牛虻或马刺的警醒作用。……我们的文明正处在最后的岔路口上，虽然也有可能心念一动而有所转折，那就将是我们最后的转机和生机，但也完全有可能就此朦朦胧胧下去，沿着心理惯性而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人类的万劫不复，这一切全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主持这么多丛书，对你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东：就算自己生性并不愚笨，可自己的每一次知识拓展，却从来不敢取什么巧，往往都要各自先开辟一套丛书，边干边学地从“笨功夫”做起。比如，被自己专业性关注的领域，一直在向深广处不断扩展，眼下除了国学这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之外，还包括了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和教育研究，—而它们也往往都对应于哪套手边的丛书。晚近以来，我还很想再进入艺术社会学领域，以弥补在美学研究上感到的不足，而无疑这次知识拓展的入手功夫，也注定会表现为一套新创的丛书。
这种做法笨则笨矣，但我却很看重此类的“笨功夫”。我曾不断告诫身边的弟子，其实跟一般俗见恰恰相反，历史从来都是由傻子创造的!—他们生就有那么一股傻劲，一旦认准了“毕竟东流去”，就实心实意地咬定那个方向，而终究使得“青山遮不住”了。否则，一旦心存侥幸取巧之念，去跟着“九曲黄河”翩跹起舞，就随时有可能朝着历史弯道的某个切线飞出，却唯独很难对准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聪明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们哪里还能创造什么历史，而只能被充满偶然的历史所捏造，无论是方的圆的长的扁的!
不存在本质主义意义的大学
时代周报：你在高校任教多年，对中国大学有深入的认识，所以才产生了“大学之忧”?
刘东：当我看到身边的鲁莽同事，既对当代西方教育一知半解、又要对它强行如数照搬时，所油然产生的深深忧虑—那会把原本就不理想的中国大学，弄得更加斯文扫地和乌烟瘴气!坦率地说，这套丛书的总标题，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大学之道》的。也就是说，我反对那种“成竹在胸”的唬人架势，就好像那些进行鲁莽改革的人，已经掌握了当代大学的全部精义。而实际上，正如我在第一篇总序中说穿的，“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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