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割台后，大陆接连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八国联军、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国共斗争、八年抗战等等。在这50年的过程中大陆的知识精英艰苦奋斗，寻求一条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而台湾却有着极为不同的遭遇。由于海峡两岸的断裂与不同步发展，1945年台湾光复后不到两年就发生了“二二八”事变这个悲剧。
当然，台湾在这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社会发展并非与大陆的现代化事业毫无关系，例如抗日组织文化协会的创始人蒋渭水，就是个虔诚的孙中山信徒，他曾计划过刺杀妄想称帝的袁世凯。但是很多激进的抗日分子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强大压迫下却有个另类出路，他们还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参与大陆的革命运动，有参加长征的，更多的是参加国民党。
因此，台湾的认同问题有着很大的基于历史断裂而来的因素，而这断裂所带来的世代差异也就更为强大。这三本书所跨越的这百年，正是这个世代断裂与身份认同，错综纠葛的世纪，也是本文所要铺陈的这三本书的历史背景。
就如同这三本书的写作视角，本文也要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
国民党的民族精神教育
让我们回到1963年饭桌上的周鸿庆事件。这是父亲第一次面对一个接受国民党民族精神教育的儿子的反应，就是有了这个民族精神教育，才让我当时显得理直气壮。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开始全面在中小学校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然而我要到1963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历史与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上初中要通过联考，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史地的时间，几乎全部被挪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尤其是五六年级全力准备联考时，全天都在上这两科，下课后的补习与回家的作业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年代升上初中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历史与地理课，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35省，还包括外蒙古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1949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我还记得，少年时候看着中国地图上稀疏的铁路线，比较着欧美日等国密集的铁路网，曾经就在这张秋海棠式的大地图上，想象着从这城市到那城市连起一条条的新路线来。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零零碎碎，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水沟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国民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的影响是如此重大，我读高中的1960年代，还有同学组织了地下社团取名“丹心会”，宗旨是“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丹心会之名就是取自文天祥《正气歌》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出民族教育的刻骨铭心。当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当年受过这种教育影响的我们这代人，后来有不少却走上了台湾民族主义之路。然而不管如何，对活在当年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确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一个很给力的教育。这个力量是后来1971年保钓运动的一大动力。
然而这样的民族教育有个明显的缺漏，那时两岸是剑拔弩张，互相对立，我们学到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是在海峡对岸那个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这个触摸不到的感觉，这种对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例如，就在那玩大禹治水的日子，大约是念小一的1958年春天，学校有次举行防空演习──当敌机将要来袭时，学生要如何疏散躲避。我那时担任小排长，除了负责在班上收取坐同一排课桌同学的考卷外，就是在放学时将这排同学整队带出校门解散。演习是在上午举行的，我只听到老师突然说敌机来袭了，我们要疏散躲避。事出突然，我以为敌人真的来袭，就胡里胡涂地把这排同学整队带出学校解散回家了，大家都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事。其中有几个同学住得远，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玩耍，我就把他们带回家玩弹珠，看小人书，以为这就是敌人来袭时我们小学生该做的事。就在看小人书、玩弹珠的时候，我们竟也争论起敌人是否真的攻来了，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街头巷尾的大人们一无动静。记得几个小鬼头还在为金门、马祖防御坚强，敌人是否过得了那一关而争辩。接着就是老师发现防空演习的结果是弄丢了一整排同学，赶忙派人四出到各家一一带回学校，继续上课。两岸的隔绝与对立在那幼年时刻就以如此方式铭刻于心了。
战后美国思潮对台湾的影响
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提供启蒙作用的除了国民党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外，还有另一个重大思潮：在经历1950年代的严厉气氛之后，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有个出版的荣景。不仅冒出许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书与丛刊，也有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将他们在1930年代前后大陆时期的老书大批翻印，涵盖了大陆时期那二三十年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种景况有如一场思想的盛宴，是我们父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带给当时台湾的青少年另一类重要启蒙。
柏杨批判传统是酱缸文化，李敖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这是当时众声喧哗中声音最大的，主要诉求是反传统、反权威、追求个性。这些带着叛逆因子的主张正好投合战后新生代进入青少年反叛时期的生命成长需求。
1960年代也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与思想方面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一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经由翻印的出版物在台湾重新出现，还借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重演一遍，有若一场为战后新生代所办的中国近代史的补课。李敖等人当时以全盘西化派的姿态及泼辣的文笔挑战对手，他们的观点与视野虽没超过大陆时期，而且其中也充满各自隐讳的政治意图，却无损于这是一次中国现代化议题的实质论辩，无损于这是一次台湾迟来的“五四”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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