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武侠对常识的干扰如此严重?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要归责于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与常识是格格不入的。所谓常识又称“健全理智”。何谓“健全”?首先是主客观要分得清楚，不要一厢情愿地把主观想象混同于客观事物。相反，天人合一的思维则处处想用主观感受代替客观事物，这种思维方式，在著名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那里被称之为“互渗律”(law of mutual infiltration)，即主客互相渗透，甚至万物都互相渗透，属于一种比较原始和幼稚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当然与原始人和儿童不能完全等同，而是有数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作基础;然而，作为一个“早熟”的民族，中国人虽然在思维的内容上已经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礼义规范和层次繁多的形上范畴，却在思维方式(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原始的互渗思维习惯，这就是我们时常引以为自豪的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形态。但正因为如此，不论我们在精神文化上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灿烂的成就，我们在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上仍然是发育不良的，也就是未能将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能力充分发扬起来。这就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客观上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中的极端不适应、沉醉于主观梦幻而不自知埋下了隐患。
从这一角度反观武侠小说，可以看出它不过是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互渗律的一种体现。那些江湖英雄们之所以能够在广大的客观世界中来去自由、横行无忌，无非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内心与天道是直接相通的。这种相通不仅体现在对于自己本心的原始正义感自然就能够“代天立言”、“替天行道”的自信上，而且更体现在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冥冥中与自然法则暗合的内在体验上。前者在武侠小说中只是一个旗号，一种大原则;后者才是作者所津津乐道的看点，这就是人的内在之“神”与万物之“精”或自然之“气”的合一。中国的武功其实主要是气功，它不像西方的骑士交战，凭借蛮力一合即决出胜负，而是比内力，比意念，比功法，比门派，比套路，比绝招，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写。这些东西拍成电影(特别是慢动作)虽然好看，就连好莱坞现在为了票房都大量吸收了这种元素，但其实并无实战效果。讲实效的西方人骨子里是不相信这一套的，只是他们对于怪力乱神有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他们已经常识化了的枯燥乏味的规训体制的补充和调剂，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一些调味品，却决不把它们带入到日常生活中来。然而，对于法制尚未健全的中国来说，老百姓在受到欺压时与其相信正义的制度规范，还不如相信高人和神技，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练就一身真功夫，御敌防身。但这种心态反过来又阻止了他们去努力追求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而助长了他们盼望一位义士侠客为他们打抱不平的幻想。即算像包公那样的青天大老爷，也被他们想像为有一大群奇侠围绕在侧随时待命，否则似乎就失去了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武侠小说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在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偏重于直观感性和切身利害，而疏于对超越个人行为之上的普遍规范的探索，也缺乏对这种规范的信念和追求这些规范的动力。这种偏向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没有对一种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础上的制度的精心设计，而只有一种得过且过、凭借目前手中的权力和武力来维持一种暂时的平衡和稳定的权且之计。表现在认识论和自然规律方面，则是缺乏与客观事物打交道的稳定的媒介(逻辑和实验)，而总想跨过媒介直接与客观世界达到同一(天人合一)。这就使得我们的认识中缺少普遍公认的规范，每个人都时刻想着靠“脑筋急转弯”而出奇制胜、一步跳过人家的头顶。正是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今天成了我们走向民主法制和科学发展的绊脚石。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迷恋于武侠了，中国文化的出路才会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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