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尽管天不言，但人的生活仍然是循天而生的。但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非常重要，人的自觉非常重要。杨鹏讲的“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明的特征。因为上帝并没有明明白白、切切实实地告诉你究竟怎么做，没有告诉你每一个事怎么做，人自己必须自己观察、行动，并承担责任。因此，中国人是特别有道德主体性意识的族群。这一点，在《吕刑》文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人杂糅时代，人是按照律法行动的。“绝地天通”之后，德行则变得重要了，圣人观乎天象，人们循人文而行，这需要道德的自觉。
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天而不是上帝
厘清上帝信仰和天信仰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文明特别重要，尤其是对我们理解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特别重要。中国文明有很多特点，这个特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根源就在于，天不言。因为不言，所说中国人信仰的最高对象是天，而不是上帝。上帝具有较为完整的人格化特征，核心是言。不言，所以是天;言，就是上帝。天不言，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是天，这个区别比较简明。
为什么普通人都不祭天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祭它，没有意义。当天不会说话时，你祭它，有什么意义?天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具体地生活，也不能救赎你。在中国，天这个神不能救赎你，因为他不言，不能指导你日常生活。所以中国人对天的态度一般是敬天，虽然不祭天，但敬天。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是上天所生。那么，为什么皇帝要祭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共同体的秩序象征或者保证。我们在《尧典》里看得很清楚，本篇一开始说，尧有钦、明、文、思、安安的德性，最后可以协和万邦。接下来就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讲圣人敬天，进而则天，为人间制作历法，把“天之道”融入到普通人生活中。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与天合一。历法就是天之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循天道而生。但因为天不言，所以并不能够救赎个体，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只敬天。而皇帝，因为要扮演着某种圣人的角色，如颁布某部立法，所以他会去祭天。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只是刚想到了一点。
中国的宗教宽容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
中国的宗教结构，这确实是独有的。今年年初我在《天府新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描述中国最晚从西汉中期开始，或者到佛教传入以后，中国的宗教结构都是，儒家作为普遍的文教，教化所有人，但同时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这是几千年历史的现实，我们看到的中国宗教宽容，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明的，没有比中国更宽容的。为什么这样?最初我是想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提出了“文教”概念。我一直希望追溯根源。受杨鹏兄的刺激，追溯到“观乎天文”，“文”这个概念被带出来。天文就是天道，它在那儿，呈现出某种规整的形态，圣人观察这个形态。圣人把“文”告诉我们，观乎天文，制作人文。所以，“文”这个字，在中国文明中具有中心位置，跟道的意思有点接近。
个体的救赎通过各自信仰的神灵解决
回头再来追溯多元的、宽容的宗教体系，会发现一个特点：它的个体救赎是通过每个人信仰各自的神灵解决的，不是由一个上帝解决，而是由多个宗教供人们自由地选择而以解决。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这个救赎，这个问题始终有解决方案，通过各种各样的宗教。宗教很多，不仅仅是佛教、道教，也有大量的民间宗教，他们在解决每一个信仰者的身心安顿、生死问题。包括祖先崇拜，也解决这个问题，我什么神都不信，就信我祖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虽然每个人信仰不同的神，但都普遍地信奉儒家的基本价值。这是中国很特别的宗教结构或者精神结构。我对这样的结构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因为这样的结构，一方面能在人与人之间缔结出凝聚力，另一方面给你一个人充分的信仰和自由。因此，佛教、基督教在中国都可以传播。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文教，让宗教诸神之间和解，不发生冲突。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的一个智慧。
天的信仰让儒家士人保持独立性
还有一点，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毫无疑问，孔子或孟子、董子(董仲舒)都是非常敬天的，他们有大量的论说。但我想补充的是，他们敬的不是上帝，而是天。在董子这里，向上帝略微偏向了一点。在中国信仰结构中，天和上帝之间不是截然两分的，只信上帝或者只信天，人可以在上帝和天之间移动，孔子信天，但在董子来说似乎略多一点信上帝。后世的儒者基本上也是信天的，包括朱子，他们都有对天的非常虔诚的信仰，否则就不可能有张载的《四铭》，那完全是基于天的信仰而得出的一种信念。基于这一信仰，儒家士人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否则，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不会有那么大的张力。
中国政治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不管是汉代还是宋代、明代，儒家士人对皇权非理性行为的抗争非常壮烈。我们对于这些不能无视。在这样的抗争背后，支撑他的还是一种信仰，天的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对道的尊崇。“以道事君”是儒家士大夫的基本信念，要有足够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很多儒家士大夫做了官后，就是普通公务员，没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这在社会中很常见。能够具有那么强烈道德理想精神的人，始终是少数。现在天主教中有多少人是真正侍奉上帝的，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职业?大量新教牧师也只是把牧师作为一个职业，跟公司高管、经理没什么区别。但士人群体中总有这样的一批人，具有以道事君的信念。中国文明由此才能够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后建立起来，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仰所支撑的精神。
君师一体化源自对统治正当性的焦虑
跟这个相关联的是君师一体化，在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满清几个皇帝之外，没有哪个皇帝具有君师一体化的想法。这两个始终是分开的。皇帝都会自然地把“师”的角色让给儒家士大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家中牌位，“天地君亲师”是分开的。不过，满清确有一两个皇帝有这样的倾向，为什么这样?因为满清皇室是异族，为了解决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他们对儒家之尊崇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帝王。有了这样的尊崇，就逐渐转化成某种自负，满清皇帝对解经最为热衷，他们都有御制经注，这恰恰反映了其内心的焦虑。所以才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树立自己政治上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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